崇祯二十一年，正月十六。
年节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北京城的街道上仍可见散落的鞭炮红纸，酒楼茶馆里说书人正唾沫横飞地讲着《三国》《水浒》，偶尔夹杂几句对“倭寇猖獗”的愤慨。但在礼部衙门深处一间不起眼的偏房里，空气却凝重得能拧出水来。
陈子龙坐在黄花梨木书案后，面前摊着三份名册。烛火跳动，将他清癯的面容映得忽明忽暗。这位年过五旬的礼部侍郎，此刻眼中布满血丝——自从腊月三十那夜英王府密会后，他就再没睡过一个整觉。
名册是以三种不同颜色的绢纸装订的。
白绢册，记录着日本“外样大名”的情报。所谓外样大名，是指关原之战后臣服德川氏的诸侯，始终被幕府猜忌打压，不得参与核心政务，还要轮流到江户“参勤交代”，耗费巨资。其中又以九州、四国、中国(日本本州西部)地区的诸侯怨气最重。
黄绢册，是关于“浪人”的档案。浪人即失去主家、失去俸禄的武士，德川幕府为巩固统治，不断找借口改易(剥夺领地)、减封大名，导致浪人数量激增。这些人身怀武艺却衣食无着，对幕府恨之入骨，是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最后的红绢册，则触目惊心——那是“切支丹”(天主教徒)的名单。自岛原之乱被血腥镇压后，幕府颁布《禁教令》，在全国搜捕、处决信徒。二十年过去，仍有数万信徒潜伏地下，如地火奔涌，只待一个出口。
“三条线，三个火种。”陈子龙喃喃自语，手指轻叩桌面，“樱小姐提供的联络渠道，夜枭的潜入能力，再加上王爷许诺的战后条件……若操作得当，这把火足以在战前就烧掉幕府半边根基。”
他抬起眼，看向站在房中的三个人。
左手边是个精瘦汉子，四十上下，穿着普通的商贾棉袍，貌不惊人。但若细看，会发现他右手虎口有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刀留下的。此人代号“玄七”，夜枭玄组副组长，专司日本方向情报，曾在长崎潜伏五年，日语流利如母语。
中间的是个年轻女子，二十七八岁，作妇人打扮，容颜秀丽，气质温婉。她手中捧着一本《女诫》，乍看像是大户人家的教习嬷嬷。实则她是陈子龙亲手培养的“隐桩”，化名柳如烟，表面身份是京都二条城旁“清心庵”的带发修行的居士，实则为大明传递公卿动向已逾三载。
右手边则是个相貌奇特的老者，高鼻深目，竟有几分胡人特征。他身着灰色僧袍，颈挂十字架——这在日本是死罪，但他毫不在意。此人本名费尔南多，葡萄牙裔，曾是耶稣会传教士，岛原之乱后侥幸逃生，辗转投奔大明。他对日本天主教地下网络了如指掌。
“三位，”陈子龙开口，声音低沉，“王爷钧旨已下。正月结束前，这三条线必须全部启动。玄七，你负责外样大名；柳姑娘，你联络浪人集团；费神父，切支丹这条线，非你莫属。”
三人齐齐躬身:“谨遵钧令。”
陈子龙从书案抽屉中取出三枚象牙腰牌，分别递给他们。腰牌正面刻着“大明礼部”四字，背面则各有一个数字:七、十三、二十九。
“这是你们的信物。见到该见的人，出示腰牌，他们便知你们代表朝廷。”陈子龙顿了顿，加重语气，“但记住——腰牌只在最后关头使用。前期接触，以利诱之，以势导之，以情动之。王爷许下的承诺，你们可以透露，但不可全盘托出。要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机会，而不是大明施舍的恩惠。”
玄七接过腰牌，沉声道:“属下明白。外样大名最在乎两件事:一是家名存续，二是领地保全。属下的策略是，先接触中下层家老、重臣，许以小利，探明其主真实心意。若对方有意，再透露王爷可‘战后保全家名，返还甚至扩大领地’的底线。”
“名单上优先级最高的是哪几家？”陈子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