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方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价格来收购粮食，用什么价格来出售粮食，基本就由地方官吏说了算。这就导致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非常大，每个粮仓究竟应该收多少粮，应该存放多少粮，全是一笔糊涂数朝廷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使得常平仓并没有起到它本该起到的作用。
大唐朝廷干脆就把常平仓改革为义仓，朝廷不再高价收粮和低价卖粮，而是在丰收年时，把广大百姓所收上来的粮食，每亩拿出两升储存在地方义仓。
万一发生灾荒，地方官员就可以用这些义仓粮食来救助灾民，一收一放起到调节粮价的作用。然而监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久而久之这个所谓的义仓，实际上又沦为掠夺百姓的地税。以至于本该履行的调节粮价和赈济灾荒职责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问题似乎是无解的，究其原因在于各地粮价差异极大，甚至同一地区的粮价往往也是一日三变。
要是由朝廷来进行统筹，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地方粮价出现变化，最快上报到朝廷至少也要几天乃至十几天。
在这种背景下，所有买卖的决策都是过时，形势有变必然带来巨大损失。
最主要的是，救灾更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如果没有地方就地放粮，等到朝廷命令下来，各地组织运粮救援，往往人都已经饿死一大片，更不用说将粮食全运到京师储藏，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反而会加重百姓的负担。
收购或抛售粮食的权力下放地方，管理监督上必然一塌糊涂。
可要是把这些权力全部收归朝廷，却又无法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实际执行。
刘晏一方面保留地方上用来存储粮食的仓库，另一方面对于粮食的收购、抛售、管理，也就是“常平”工作则交由朝廷直接负责。
在刘晏看来只有朝廷直接负责“常平”工作，那么才能真正起到调节粮价与赈济灾荒作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这权力下放到地方。
但要把收购来的粮食运送到京师储藏显然又不太现实，这需要消耗的人力成本太大，因此地方上的仓库也要继续使用。
刘晏这番操作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地方官员弄虚作假，二是解决粮食长途运输，可接下来他还要面临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朝廷决策的时效性问题。
朝廷负责必会导致决策的时间被大大延长，各地粮食买卖都需要先上报给朝廷，等到朝廷批准后下面的官员才能执行。以冷兵器时代交通发展水平，这一来一回就要十天半个月，有的地方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买卖决策，几乎都是针对半个多月前的情况，而现在的情况或许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再按照这个价格执行，反而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针对决策的时效性问题，其实说到底不外乎粮食买卖。
简单点说就是按什么价格收购粮食，收购多少粮食，以及按什么价格出售粮食，出售多少粮食。这些问题官员都需要先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执行，将会耽误比较长的时间。
为此刘晏愣是想出大数据统计的办法，他要求所有地方尽可能把前几十年的粮食价格，以及每年需要收购的粮食数量编写成表，剔除极端值后从而计算出“丰年平价”与“灾年平价”。
例如河北道范阳郡根据大数据统计后，朝廷将其分成多个类别，每一类都规定一个指导价和指导量，然后每年收粮都按照这个报表指导价来进行。
当地方仓库需要收购粮食时，那就按照报表规定的指导价和指导量去收购，官员就不需要再上报朝廷批准，取消中间决策环节，好让底层官吏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可以比较快速的适应市场变化，同时又在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
各地有了报表之后，哪怕下面官员故意抬高指导价，那么相应收购的指导量就会变少，朝廷损失也会减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