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内心虽然无限悲痛，但他能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不仅自己振奋精神，坚持战斗，还安慰和鼓励周围失去亲人的同志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血债。在刘敏的努力下，中共合肥南乡区委、北乡区委、城内特支和西乡特支相继恢复和建立，共有党员200 余人，革命的火焰又在合肥大地燃烧起来。
1934年9 月，因革命形势逆转，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在张如屏、曹广海等率领下向合肥方向转移，通过地下交通员和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接上了头。此时，合肥游击队刚受到国民党刘镇华部及国民党三河区区长王庚年武装的疯狂“围剿”，损失惨重。为了共同作战，经双方研究决定，将寿县(皖北)、合肥(皖西)
两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刘敏任书记。同时，将寿县和合肥的两支游击队合并，成立皖西北游击大队。
1935年春，根据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示，以合肥为中心，将皖西北中心县委改为皖西北特委，刘敏任书记。
当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白区党的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地处鄂豫皖苏区外围的皖西北地区也是如此。根据这一情况，刘敏认为，皖西北特委成立后，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聚集被敌人打散的武装力量，恢复和重建遭受破坏的地方党组织。为此，他派人在舒城秦家桥、余城一带建立交通站，负责合肥、舒城、寿县、六安、庐江、无为等地的联络工作，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工作，在各地原有党组织基础上，先后恢复建立了中共合肥县委、舒城区委、舒城南特支、六安张家店特支、无为工委、繁昌特支。当时中共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分布在10 个县，有党员200 余人。
同年6 月，皖西北游击大队改编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刘敏非常关心这支武装力量的建设。在皖西北特委的领导下，游击师经常化整为零，武装掩护群众扒粮；有时又集零为整，严惩地方反动势力。同时，协同苏区红二十八军开展斗争，打得皖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豪绅坐卧不安。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曾怒斥国民党安徽省**刘镇华“剿共不力”。皖西北独立游击师一时威震四方。
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皖西北游击区遭到敌人重兵的疯狂“清剿”，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终因敌众我寡，连遭挫折；皖西北特委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也连遭破坏。
就在这时，皖西北特委常委李德保叛变革命，来不及隐蔽的特委成员宋德渊、王天云、张顶文相继被捕。7 月，曹云露、张如屏在西乡的一次战斗中受伤；10 月，到大别山整训的一连排长任继周在白色恐怖下，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策动叛变，打死了皖西北独立游击师副师长，带领10 多个新兵公开投敌。与此同时，留在合肥地区的独立游击师一部，在南乡的邱陂寺遭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经黄渡一战，损失惨重。
面对严峻的形势，刘敏及时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分析战斗失利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决定以在黄渡之战中剩下的20 余人和失散回队的部分队员重新组成一个连队，仍称皖西北独立游击师，由张如屏、曹云露率领，进入大别山和已去苏区的孙仲德部会合，进行整训。整训后，游击师又转移到舒城春秋山一带活动。可是，在舒城山区坚持地下斗争的胡志满和交通员王麻子（真名不详）相继被敌人逮捕杀害，致使皖西北特委及其领导下的独立游击师又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
12 月，鉴于局势紧张，事态严重，刘敏在庐北宋家小圩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以坚持武装斗争和职业掩护并举的办法，转入分散秘密活动，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原有组织，开辟新的地区。会议还决定，将特委机关秘密设在巢县普仁教会医院。会议结束时，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