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思想,才得于编撰流传下来,否则象帛书《要》篇那样更理性文章只能埋葬于地下,在帝国里永不得见天日。
我们通过对《周易》一书诠释与研究的最早汇编的《易传》之文章的粗浅分析认识,已知《易传》里的文章产生的时代不同而所谓的解释与论述《周易》的说法与内容则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易传》因跨度的时间长,即非一时一人之作,就连《系辞》文也非一时一人之作。所以其本身的内容性质也有不同之处。
从《易传》文章来看,除《系辞》、《说卦》既从义理又从筮术角度来对《易》(即今本《周易》)一书的阐述之外,《易传》里其它文章皆是从义理角度去认识《周易》,虽然认识的并不与《周易》内容相同。但已然是从义理上阐发《周易》的。虽然《易传》里占篇目数之大是从义理角度解释《周易》的,而从义理角度释解《周易》的一些文章是出自先秦时期的文章,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而进入帝国时期的《系辞》才始从卜筮角度对今本《周易》理论化,《系辞》是应帝运而生成的神秘与圣道文化理念,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出现能超越和突破先秦文化了。后封建文化都不过是先秦儒家文化的注脚,而由《系辞》滋养生长的文化,只不过都是这《系辞》文化的注脚而已。
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把今本《周易》从卜筮做出理论化的是出自《系辞》,在先秦的典章书籍里没有出现过对《周易》一书从理论上做为卜筮来阐述,至到帝国时期,才有这《系辞》把今本《周易》做为筮书的一面(当然《系辞》作者们不知有原创《周易》文本)来论述。但已知《系辞》里把今本《周易》做为卜筮之书论述是如何的错误与张冠李戴。可帝国专制文化里正需要那种神道设教,以愚民众。才得以那种文化思维在帝国二千多年的时空里无限的发育成长。人们无不陷入那种神秘文化之中,听任“天命”的摆布与统治者的奴役。这也无疑使我们不言而明,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还能有何新的突破么?还能理性的去认识《周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