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延续内容。萨满式文明不是中华民族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期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在“轴心时期”或可称为“转型时期”，中国与西方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中国的萨满文化，确实在“转型时期”后又得到了延续，至到中华民国时期。而西方(欧洲)的萨满文化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社会事实”上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即希腊的哲学排击了巫术，彰扬了理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神教”，对巫术文化进行了残酷的清洗。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中国的“轴心时期”，即先秦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同样对巫术(萨满)进行了排击。但先秦与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都有所不同。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同的。东西方“轴心时期”后转变的最大不同，西方出现了“一神教”，以教义统领社会。中国则出现了专制的“大一统”，以儒家思想统领社会(犹如把儒学变成了儒教，或“国教”)。从意识上，一种是追求“彼岸”的，而一种是追求“现实”的。由此中国继承并发展了原生的宗教巫术。而东西方进入到近代时期，欧洲进行了第二次“精神运动”(或可称第二次“轴心时期”)即“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社会新的转型。中国相比则完全不同于欧洲“轴心时代”后的路径。为何是这样，自然各自文化的背后，有其促使形成的因素，其因素也不是单一的一种理论模式所能揭示的。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对认识西方式的社会的发展史，也许是一种科学的方**。而对于“世界式”，即“中国式”，非西方式(按张光直先生划分法)的社会形态，也许就不能套用，应更辩证的去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的终极因素。而亚洲某些国家的社会事实，说明这种论断并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日本生产力发展后走向军国主义，二战后在美国意识文化观念的强制下，却进行了社会改造。二战后的南韩与北朝鲜，一个半岛上出现的典型“社会事实”，正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下铸塑出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