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转变方式有自己的路径。张先生如此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因此，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我们文明社会中发现了很多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化成分的延续。”(《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那么是否说明“政治手段”是导致“连续性”的原因呢？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而造成“连续性”。不过张先生又把政治手段占有社会财富归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页)
张光直先生把中国的文明起源归结为“萨满式”的文明。认为萨满式的世界观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巫觋通过山、树木、龟策，也就是甲骨和八卦，各种动物、歌舞、音乐、药这些通天地工具跟天地鬼神之间的沟通。天与地的沟通就是为少数人所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总之，因“萨满式”的文明导致了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才使中国文明产生之后延续下来史前的文化成分。张先生又举例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古代城市以及文字都保持了连续性。(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节)这些都归因于“萨满式”的文明。
那么，什么是“萨满”呢？
“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萨满教不是创生的，而是自发产生的。其历史中或许有非常著名的大巫师，但却没有明确的创教人，其主要的信仰与祭仪在氏族、部落、民族社会中，自发形成，代代相传”。(孟慧著《寻找神秘的萨满世界》前言)
萨满文化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祖先崇拜。萨满信仰是天地鬼神无所不拜，透过跳神仪式，神鬼附体，以驱魔、请神、祛厄、医病。中国东北是萨满文化的母源地之一。萨满式文明是以巫术为特征的广义萨满信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特征广泛存在于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中。张光直先生以萨满式文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模式，似乎言不尽意。把古代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认为是巫术宗教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这似乎是把“果”当作了“因”。况且世界各民族都出现过“萨满式的文明”，包括希腊民族。但西方能够形成“突破性”，从神话世界中突破出来，却如张光直先生的说法。而中国保持原始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连续性，是否是由于萨满文化(即巫术宗教)起了决定作用呢？因巫术宗教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决定意识形态的根本因素，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即宗教并不是社会形态的最终根本动因。但张光直先生的中西文明起源两种模式学说，既具有独创性，又有可比性。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里的前两讲，介绍了西方学界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并藉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为何形成连续性，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对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说法本身没有错，中国三代(夏、商、西周)时期确实是萨满式文明。犹如维柯关于人类文明三个时期划分中“神的时代”那样，只是个称法有别。中国古代文化的连续性的根本动力因素，不是萨满文化，即古代文明保持了原始文化的成分，并不是萨满文化所致。萨满文化本身也是“果”，如同生产工具，文字，等同属“蒙昧时代”文化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