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神权与世俗权力合二为一的周统治者有权作出解释。
而对内部，周初的最高统治层，也十分明确。小周邦如何灭掉大殷国，是文王建立了“德”，才不断的扩大周族的地盘，奠定了与殷纣王抗衡的基础。而殷纣王还停留在“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天命里，而不思去巩固其统治的方针策略，所以才失去了‘天下’。在殷周交替之际，周公看在眼里，明白于心中。他不能不对天命有所怀疑，但“神道设教”又不能不是最好统治百姓的一种统治工具和维护王朝统治的有利的思想武器。周王室才大力倡导天命思想，并以代天行命来镇压异己与归顺的邦国与诸侯。这是挟天命以令诸侯的神权时代，但世间的事，往往也会是愚人者反自愚，事物存在着两面性。周公也许看到这一问题，而常告诫大臣以德行政。周公在天命观上显然是内外有别的方针，在对外体现的是君权神授，而对内体现的是修德辅政。
《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周公这样说：君奭，不友善的老天，给殷人降下亡国之祸，殷人已经坠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们周人已经接受了天命。但我不敢说，他的基业会永保美好，即使上天热忱辅助，我也不敢说他最终不产生不详。）
《君奭》：“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啊，您曾说过：即便靠我们，我们也不敢安于天命，不长念天威以及我们的百姓，不能责怪百姓，不能违背天命，只能靠我们自己。考察我们后代子孙，大多不能恭敬对待上天和下民，把前人的光辉限制在自己国家内，不知道天命不易得，上天难信赖。如果只知道信赖天命，他就会坠失天命，就不能历时长久。所以要继承先人，恭敬明德，就要从现在开始。）
《君奭》：“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我小子姬旦对此不能有所纠正，只想把先人的光辉延续到我们的幼主身上，您又说过：上天不可信，我想只要文王美德能够得到延续，上天就不会解除我们文王所受的天命。）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告辞，召公曾佐武王灭商，被封与燕，成王时任太保与周公旦分陕而治，是朝中的重臣。从这篇文里看到，召公是不相信天命，召公佐武王从战争中取得了‘天下’，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人物，知道战争胜负取决于什么。而周公这时是摄政王辅佐成王。周公对外讲天命，而对内也讲天命，但对内更强调的是“修德”，即如何安民的统治术。周公在内即讲天命，又讲修德。这就是后人总结的“敬天保民”。
周公的“天命”思想对内对外是不同的。对殷纣的遗民是大喊“天命”，执行“天罚”来恐吓使其接受周王的统治。对内的王公贵族教导其发扬文王的“美德”。周公心里也许明白“天命”是虚的，是可用来统治人的“工具”而已。周公对内强调的是：“国家不出现不祥之事，在于恭敬明德上下功夫，并不能完全依赖天命，否则一样的会坠失天命。”周初统治者一面靠“神道”，而一面靠“人道”来维护其统治。不过由“神道”而开启“人道”思想，周初天命思想起到了诱发作用。
周初，虽然提出“修德”，但并没有突破“天命”神学思想。而且在王室的政治生活中还在大肆的进行对鬼神的祭祀及“人神沟通”活动。这在“周书”里有不少的记录。
如《周书》里对鬼神祭祀与占卜记录：
在对鬼神的祭祀的活动方面的记录以下如：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