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巴蒂的审判在一个月后的周二上午举行。
法庭设在达市老城区一栋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里，墙壁斑驳，天花板上的吊扇缓慢转动，发出规律的嗡嗡声，搅动着沉闷的空气。
李朴和李桐早早到了，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法庭里人不多，除了几名 urt clerk（法庭书记员）和法警，只有利玛和她的几位亲戚坐在另一侧，以及姆巴蒂的妻子——她独自坐在中间排，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一块手帕。
姆巴蒂被带进来时，穿着那件略显宽大的灰蓝色衬衫，胡子拉碴，但眼神平静了许多。他看到李朴，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在李桐脸上停留了一瞬，带着复杂的歉疚。他的妻子抬起头，眼圈立刻红了，但强忍着没出声。
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黑人女性，头发花白，戴着眼镜，面容严肃。她翻阅着卷宗，用斯瓦希里语快速进行着程序性询问。
公诉人陈述案情，语气平直，列举事实：时间、地点、车速、刹车痕迹、血检报告、玛利亚的死亡证明。没有渲染，只是将那个夜晚的悲剧拆解成一个个冰冷的证据链。
姆巴蒂的辩护律师是乔纳森帮忙联系的，一个本地小有名气的刑事律师。他没有否认主要事实，而是着重强调几点：姆巴蒂无酒驾、无超速、事后主动报警、积极配合调查、全力承担医疗费用并积极寻求保险赔偿，以及其过往无任何不良记录，是社区公认的老实人、家庭的顶梁柱。律师试图将事故定性为“一场不幸的、双方都有责任的交通意外”，而非“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犯罪。
轮到姆巴蒂陈述时，他站起来，面向法官，也转向利玛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没有照着律师准备的稿子念，而是用缓慢、清晰的斯瓦希里语，开始讲述。
他讲了那个夜晚：聚餐后的放松，可乐带来的轻微兴奋，归家路上的黑暗，那个突然从灌木丛阴影里窜出来的小小身影，刺耳的刹车，沉闷的撞击，以及之后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充满血腥味和绝望的夜晚。他讲了自己如何颤抖着打电话报警，如何抱着女孩冲向医院，如何看着icu的门一次次打开又关上，如何跪在走廊里祈祷，又如何最终听到那个最坏的消息。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那个晚上，”姆巴蒂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如果我开慢一点，如果我更仔细地看着路边，如果我那天没喝那杯可乐……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但‘如果’没有用。我的车轮，带走了玛利亚的生命。这是事实，我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他再次转向利玛：“利玛，我知道‘对不起’这三个字，在你失去女儿的痛苦面前，轻得像灰尘。我没有资格求你原谅。但我向你，向玛利亚在天之灵保证：我的余生，都会背负着这份罪疚活下去。我会用我能做到的一切方式，去弥补——不是弥补她的生命，那无法弥补——而是去帮助你的生活，去照顾你的家庭，去做任何你需要的事。直到我死的那天。”
法庭里很安静，只有吊扇的嗡嗡声和书记员打字的声音。
利玛低着头，肩膀微微耸动。她的兄弟脸色依然难看，但紧握的拳头松开了些。
法官推了推眼镜，问利玛：“作为受害者家属，你有什么想说的？”
利玛缓缓站起来。她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但眼神不再是最初那种空洞的疯狂，而是一种被巨大悲伤淬炼过的、近乎麻木的清醒。
她看着姆巴蒂，看了很久。
“我恨你。”她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但我也知道，”利玛的声音哽了一下，“我的玛利亚……那天晚上跑出去，是为了捡柴火。我说过她很多次，天黑不要出门，她总说‘妈妈，很快就回来，我认识路’。是我没看住她。是我这个当妈妈的……没尽到责任。”
她的眼泪流下来，任由它们淌过消瘦的脸颊。“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