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早，陈默就去了复兴社上海档案室。
管理员老郑见他来，赶紧把他领进最里面的铁皮柜房，压低声音说：“东北军近半年的资料都在这儿，调防的、补给的、还有他们和南京军委会的往来函件，你慢慢翻，我在外头给你把风，别让日本特务的眼线看见。”
铁皮柜门拉开，厚厚的卷宗堆得几乎顶到柜顶，封皮上“东北军第67军”“第105师”“陕北补给站”的标签，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
陈默蹲下身，从最底下抽出1936年9月的调防记录，一页页仔细翻——9月12日，第67军107师从富县调到甘泉，离红军的瓦窑堡根据地只有30里；9月28日，第105师骑兵旅从绥德往清涧移动，却没向南京报备具体布防计划，只写着“机动待命”；10月中旬，东北军驻洛川的补给站突然增加了往陕北方向的运输频次，每周3次的粮草车，改成了天天发车。
“哪有把兵往敌人眼皮子底下挪的？”陈默心里犯嘀咕，又抽出后勤补给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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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看，更可疑了——10月东北军申请的“剿共”军费，比9月少了四成，备注里写着“冬装未齐，暂缓进剿”，可他清楚记得，南京军委会10月初刚给东北军拨了三万套冬装，根本不存在“未齐”的说法。
更反常的是药品补给，11月往甘泉送了200箱奎宁、100箱消炎药，远超“剿共”所需，要知道，陕北红军最缺的就是这些治疟疾、治枪伤的药。
“不是暂缓进剿，是不想打了。”
陈默把报表摊在桌上，指尖点着“药品去向”那栏空白处，突然想起上个月上海地下党传的消息——东北军有个营长叫吕正操，私下给红军送过粮食，当时他以为是个案，现在看来，怕是张学良默许的。
他接着翻东北军与南京的往来函件，大多是蒋介石催“剿共”的电报，张学良的回复却越来越敷衍。
10月25日的回电里，张学良写着“陕北地形复杂，共匪化整为零，需待冬雪封山再进剿”；11月5日的回电更直接，说“东北军将士思乡心切，剿共士气低落，需整训一月”——这些话，哪里是请示，分明是找借口拖延。
最让陈默心惊的是一份加密电报的破译稿，藏在卷宗最底层，发报人是东北军参谋长晏道刚，收报人是驻瓦窑堡附近的第129师师长周福成，内容只有短短一句：“汉卿嘱，与陕北友军保持默契，粮弹可酌情接济，勿生摩擦。”
“友军？”
陈默的呼吸顿了顿。国民党军队称呼红军，从来都是“共匪”“赤匪”，敢用“友军”二字，说明张学良和红军的关系早就不是“私下往来”，而是有了默契。
他赶紧把这份电报抄下来，又把调防记录里“靠近红军根据地”的部署、补给报表里“异常调拨”的粮草药品一一标注，心里渐渐清晰：张学良不想打红军，他心里装着的，是打回东北，是抗日，不是帮蒋介石打内战。
从档案室出来时，天已经黑透了。
上海的街头飘着细碎的冷雨，路灯下的积水映着往来的人影，像极了眼下混沌的局势。陈默裹紧大衣，怀里揣着抄好的情报，脚步比来时沉了许多。
他想起戴笠在电报里说的“腹背受敌”——日本人在华北搞“自治”，在察哈尔控德王，要是东北军倒向红军，南京政府就少了一支“剿共”主力，到时候既要防日军南下，又要防红军东进，真就成了孤家寡人。
回到工作站，老吴的电报又到了：“浅昭弥太郎逼着德王签了‘蒙日互助协定’，长城以北六个旗都挂了‘自治’牌子，日本人派了一个骑兵中队进驻苏尼特右旗，说是‘保护蒙旗’，实则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