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林万骁推开家门。
夏宁宁迎了上来：“锅里有汤，记得喝。怀信在书房，说有事找你。”
林万骁放下公文包，轻手轻脚走向书房。门缝里透出光，能听见键盘敲击声。
他推开门。
林怀信背对着门，坐在书桌前，双屏电脑亮着。左边是密密麻麻的英文文献，右边是中文文档。听见动静，他转过身，眼镜片后是熬夜的血丝。
“爸，您回来了。”
“怀信，有什么事？”林万骁走进书房，带上门。
“论文卡住了，想不通。”林怀信揉揉太阳穴，二十三岁的面容在灯光下显得清瘦，“您坐，我正好想请教您。”
林万骁在旁边的单人沙发坐下，这才注意到儿子电脑屏幕上的文档标题：《行政决策中的算法应用与法律规制，以中央预算内投资智能分配系统为例》。
他心头微动。
“怎么想到写这个？”
“导师推荐的题目。”林怀信转过身，“他说这个案例很典型，国家部委首次大规模使用算法辅助决策，涉及行政法、科技法、经济法的交叉领域，前沿性强。”
他顿了顿，看着父亲：“而且，我知道这个系统是您力推的。”
林万骁不置可否：“遇到什么问题了？”
“边界问题。”林怀信点开文档中加粗标红的部分，“算法决策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在行政决策中，算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他调出一张思维导图：“从法律角度，行政决策要符合几个基本原则：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正当、权责一致。但算法介入后，这些原则都面临挑战。”
“比如？”
“比如合法性。”林怀信推了推眼镜，“现行的《行政许可法》《行政程序法》都是基于‘人’的决策模式设计的。审查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但现在，决策的基础是算法模型，是数据和代码。如果一个项目被系统否决，申请人不服，该告谁？告发改委？告算法公司？还是告那串代码？”
林万骁听着，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
“再比如合理性原则。”林怀信继续说，“行政决策要求‘裁量合理’，要考虑个案特殊性。但算法是基于历史数据的统计规律，追求的是‘一般合理性’。就像你们的投资分配系统，它可能准确地反映了各省的平均水平，但对某个省份的特殊困难，能考虑到吗？”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深夜的车辆驶过声。
“你研究得很深。”林万骁终于开口，“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明知有这些问题，我们还要用算法？”
林怀信愣了一下。
“因为‘人’的决策，问题更大。”林万骁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儿子，“你刚才说的那些原则，理论上都对。但实践中呢？‘合法性’变成死抠条文，‘合理性’变成随意裁量，‘程序正当’变成形式主义，‘权责一致’变成集体负责实际无人负责。”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这些年，审计署每年查出的问题资金数以百亿计。这些项目哪个不是走完所有程序的？哪个不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但为什么还是出问题？因为程序可以走，人情可以钻，空子可以找。”
林怀信张了张嘴，没说话。
“算法不是万能的，但它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林万骁走回沙发前，“第一，透明。所有指标、权重、计算过程都可追溯，堵死了暗箱操作的空间。第二，一致。同样的条件，得出同样的结论，杜绝了看人下菜碟。”
他坐下，语气缓和了些：“当然，你提的问题很对。算法有局限，会放大数据偏见，会忽略个案特殊性。所以我们的系统叫‘辅助决策’，不叫‘自动决策’。最终拍板的还是人，但这个人要在算法提供的分析基础上，做出更负责任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