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的不同，那便是官府屯营不能照单全收了。按照最初的计划，对出征將士的承诺，此次所掠之民，將二一添作五，由官家与將士平分，並且以將士需求优先。
基於此，之后的人口分配中，都督府、军户府与各营將校，也將深入参与进来，这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这种情况，大抵从苟政正式实施军功授田之法之后，便可以预见到了。军功授赏，是苟政激励將土奋勇作战最核心的办法。
而授田分户后，拥有自己田產的秦军將土，对人口，对劳力，则有著强烈的需求与欲望。
通过此次东出作战，这种欲望，开始被苟政有意识地引向对外扩张与掠夺。
而关於此次东出斩获的分配，则將这套“机制”的框架与內核彻底结合起来，是苟政巩固统治根基的各项措施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从去岁冬至今年春，因军功授田而產生的混乱与纠纷，是此起彼伏，由此衍生的各类问题更不胜枚举。
但那阵子混乱被苟政陆续解决抑或压制下来之后，以军功授田的地基也打下来了。有这份基础，在授田事宜上，很多明显的问题都能避开了。
而当军户府与各营將士开始发挥作用，西迁中原民户虽眾，却也仅仅是人多罢了，在安置上的困难反而不如过去几次。
借著对洛阳、诚桥两役有功將士的封赏，对关中集团已经全面铺开的授田之法，苟政也打算进行最后一次修正与完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功爵制该正式出台了。这件事，从当初王猛对苟政的政法建设那一通论述后，苟政便上了心。
制度建立初期，由於经验缺失，条件限制，有各种不合理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过渡之后，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並减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麻烦，改革改良也是必由之路。
由“军职”授田，更正为“军爵”授田，是苟政筹谋多时的事情。起初，苟政原本是打算仿效“秦帝国”的二十级军功爵制。
但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放弃了，那是“贏秦”，而非“”。如今毕竟不是七八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了，从经济形態到思想內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值此崩乱失序之世，苟政的確有意识地通过功爵与土地绑定的办法，来激励士气，安抚功臣，促进发展。
但他並不是真的想重建一个“贏秦”，那套过度依赖战爭的功爵制，终究过於单薄，缺乏弹性，失之灵活，已不適应当前社会变迁。
而苟政的最终选择，还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决定建立一条独属於“”的功爵制，抑或说勋爵制。 策勛十二转，赏赐百千强。《木兰辞》中的这句诗，苟政可是记忆深刻，基於此，苟政毫无负担地奉行“拿来主义”，將那套经过几代统治者检验完善的“十二转勋爵制”提前拿出来用了。
当然，功爵的形式如何，並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於，从苟政计划实施“勋爵制”开始，就將一步步减少实物赏赐（尤其是土地与佃户）。
在苟政的最终构想中，秦军將士將依託授赏土地而存在、发展，但土地之赏赐不是无限的。
每一级勋爵，都有土地授赏限制，比如第一转勛位武骑尉，其授赏田土最高为一千亩，倘有新功，未至升勛，超额部分，则通过钱粮、俸料、官职等其他办法弥补。
总之，以苟政称王为分水岭，秦军將进行最后一波大规模功田授赏，赏田，
赏人，赏宅，赏耕牛、农具。
再之后，军功授赏的內在逻辑与功能，將一步步扭转，服务於新的属於的统治逻辑。
当然，可以预见的，按照苟政这种思路搞下去，在不短的时间內，勋爵乃至军职与土地的捆绑，將十分严密。
称王开国，將是苟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