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的证据表明，苟政与苟军，绝非当初窃据长安的杜洪之流可比，哪怕统治关中二十载的羯赵，也仅以强兵镇压，实行野蛮统治，而无苟政这等“收拾河山、再造乾坤”的魄力与作为。
鑑於此，姚襄的选择，与当初的符健相似，甚至从心理上要更加迫切一些。
在姚襄眼中，苟政已据关西山河之表，倘若再让塑立军政之实，再想图谋，是千难万难。
因而，时不我待！
不过，在对待关西的问题上，姚氏父子之间，也產生了分歧。
父子俩同时渴望取关中为立足之基，但姚弋仲经歷的事情更多，看问题更加深刻，更懂得忍耐，更明白顺势而为的道理。
姚弋仲认为，从苟政率军，力拒符健，並將符氏这个老对头打得灰飞烟火开始，其势便成，就不再是他姚羌所能克服。
再观苟政在关中的那些举措与作为，关中的攻取难度，只会一日日提升，而不会有丝毫降低。因此，关中已非姚氏所能贪图，於是到死姚弋仲都不忘对姚襄交待，率眾归晋，固执臣节，无为不义
对乃父观点，姚襄基本认同，也十分信服姚弋仲的判断。唯一不同的，大抵是面对如此情状的態度以及抉择。
总得来说，姚襄少壮，锋锐逼人，他知道苟政不好对付，看出了关中的难取，但也正因如此，攻取关中，越早越好，时间拖得越久，困难只会与日俱增。
满腔雄心壮志，再加足够敏锐的见识洞察，让姚襄做出了和符健一样的选择，不约而同走上同样一条道路，只不过这条前途终点落在何处，犹待验证。
但姚襄之西进，儼然詮释著一句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去岁健西征虽然最终宣告失败，但不得不说，此事对姚襄来说，有著特殊的借鑑意义。並且，蛰伏稿的日子里，姚襄对苟符大战深入研究，充分吸收符健失败的经验教训，最终与长史王亮，完善出属於姚羌的西进攻略。
当然，相同的战略目標，相似的进军路线，最终得出的攻略，自也具备高度的相似性。有健在前，姚襄想要在西进的战略上，玩出什么来，也基本不可能。
甚至可以说，姚襄之西进，只是在符健西征的基础上，拾遗补缺，加以完善符健採取的诸多措施，只要有利於进取关西的，姚襄一样不漏，比如派遣间谍，暗中联络关西豪强，结为內应，挑动內乱。 千百年来，这一招，在军事斗爭之中，都屡试不爽，而这个办法，在当前关中也具备丰沃的实施土壤，关中本身复杂社会民情形势是一点，因苟政“苛政”而引发的的关西士民的不满也是一点。
只不过，有符健的教训在前，在这种机密大事上，姚襄显得更加谨慎，其暗间活动也不敢如吕婆楼当初那般猖大意，毕竟形势不同了。姚襄在內应目標的选择，范围也很窄，专门挑选那些关中的羌人豪强及部族。
当然，即便姚符在战略上有各种相似，但毕竟由不同人在操办，到了执行层面，呈现出的效果，也是千差方別。
而姚襄认为符健最大的失策，便是在中原穷兵武，不留后路，一旦不顺，
便於条然之间陷入绝境。
同时，裹挟起几十方流民部眾，声势是足够大了，但既无法给苟军造成实质的威胁，还徒耗粮秣，到后期甚至成为符氏的后患。
与之相比，姚襄可就要聪明多了，他选择精简部眾，轻装上路，在释放姚羌军队进攻威胁的同时，在后方还不忘经营，儘可能保障后路安全，补给畅通：
姚襄自是精明透顶，然而，他恰恰忽视了一点，没有符健那种破釜沉舟、殊死一搏的决心与气势，凭什么与稳据关右山河的苟政相爭？
就靠那数万羌眾？靠那几万户杂颗的部眾？
但不管如何，在夏五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