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失格（二）
马克搬回家已经三个月了。
他的卧室还是车祸前的样子——墙上挂着冲浪板，书架上摆着编程书籍和游戏光盘，桌面上是大学橄榄球队的合影。但现在，这个房间里多了一些不协调的元素：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摊开在床头，笔记本电脑上的浏览器历史全是中文网站，墙角堆着从墨尔本华人社区图书馆借来的中文小说。
“早安，妈妈。”马克用中文说，走进厨房。
“今天感觉怎么样？”玛丽用英语问，然后想起什么，换成中文重复：“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一些，”马克回答，自然地接过平底锅，“我来吧。”
他的动作流畅——翻煎培根，打鸡蛋，烤面包——但玛丽注意到，儿子做饭的方式变了。以前的马克只会做典型的澳洲早餐，现在他会往鸡蛋里加一点酱油，像她在中餐馆看过的厨师那样。
“今天下午，卡恩医生要来做检查，”玛丽说，努力组织中文句子，“还有记者。一家中国电视台。”
马克的手顿了顿：“记者？”
“你的事情很多人感兴趣。”玛丽叹气，切换回英语，“对不起，亲爱的，我实在说不下去了。这家中国媒体是通过医院联系我们的，爸爸觉得应该接受采访，也许能帮助有类似情况的人。”
马克点点头，用中文说：“我明白。但我不确定我想成为医学奇迹的展示品。”
马克沉默了。父亲说的是事实，虽然残酷。三个月的康复治疗、语言治疗、神经科复查，账单堆积如山。汤姆森夫妇都是中学教师，积蓄正在迅速蒸发。
下午两点，卡恩医生和神经心理学团队准时到达，随行的还有一名中国记者和摄像师。记者姓王，三十出头，普通话标准，语速很快。
“汤姆森先生，非常感谢您愿意接受采访。”王记者一边说，一边示意摄像师寻找最佳角度，“您的故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受关注，很多人称您为‘语言重生者’。”
马克坐在客厅沙发上，用中文回答：“我不是重生，只是换了一种操作系统。”
采访进行了一小时。王记者的问题从医学角度逐渐转向哲学层面：“您觉得中文如何改变了您？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
马克思考片刻：“用中文思考时，我更倾向于整体性思维。比如看到一棵树，英语思维会先识别‘tree’这个类别，然后关注细节——叶子、树枝。中文思维会先看到整体，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季节变化对它的影响。这不是好坏的差异，只是不同的认知路径。”
卡恩医生在一旁做笔记，补充道：“我们正在做一系列认知测试，初步数据显示，汤姆森先生在语言切换后，空间想象能力和模式识别能力有显着提升，但细节记忆和线性逻辑略有下降。大脑似乎重新分配了资源。”
王记者追问：“那么身份认同呢？您觉得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问题让房间安静下来。玛丽抓紧了杰克的手。
马克长时间沉默，最后说：“我是澳大利亚人，我的记忆、我的身体、我的法律身份都是。但我的思维语言是中文，我做梦用中文，我自言自语用中文。所以，也许我是澳大利亚人，但内部配置是中文版的。就像一台澳大利亚制造的电脑，安装了中文操作系统。”
采访结束后，王记者私下递给马克一张名片：“如果您考虑去中国，可以联系我。您的故事和语言能力，在中国会有很多机会。”
马克收下名片，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马克登录了他在康复期间发现的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