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多久？”
他说的是中文，标准普通话，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京腔。
印度裔护士普莉亚愣了整整五秒，才按下呼叫铃。她认得这个病人——28岁的软件工程师，墨尔本本地人，父母是第三代爱尔兰移民，典型的西方面孔。去年五月，他骑自行车下班时被一辆卡车撞飞，颅骨骨折，硬膜下血肿，医生曾三次对他的家人说“可能撑不过今晚”。
“汤普森先生，您醒了。”普莉亚用英语说，声音发颤。
马克看着她，眉头微皱：“请不要说英语，我听不懂。”
这不是表演，也不是恶作剧。神经科主任卡恩医生赶到时，马克正费力地用中文解释自己头痛欲裂，要求见“真正会说中文的人”。卡恩医生在大学时修过两年汉语，磕磕绊绊地问他感觉如何。
“很糟，”马克用中文回答，语气流畅得像是在北京生活了十年，“我的头像被火车碾过，还有，为什么你们都在说奇怪的话？”
检查结果令人震惊：马克的英语语言中枢——左脑的布罗卡区和韦尼克区——因外伤和长期缺氧严重受损。但在他大脑右半球，一个微小的、通常与第二语言处理相关的区域异常活跃，神经连接密度是常人的三倍。
“就像备用发电机启动了。”卡恩医生对马克的父母解释，手里拿着最新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图，“车祸激活了他大学时期学中文时建立的神经通路，虽然那些记忆在他意识里早已‘遗忘’。”
马克的父母——一辈子没离开过澳洲的老汤姆森夫妇——隔着icu玻璃看着儿子。他们的独生子正用中文与一位碰巧会说普通话的理疗师交谈，神情自然，手势是澳大利亚人绝不会用的那种幅度。
“他还是我们的马克吗？”母亲玛丽低声问，手指紧紧攥着丈夫的袖口。
康复病房的早晨六点半，马克开始写日志。不是用英文，而是用中文。一页写着：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母语。奇怪的是，我思考时用的也是中文。英语像是别人的语言，我听得懂单词，但无法把它们连成有意义的句子。就像听一首熟悉的歌，但歌词全错了。”
他在大学确实辅修过中文，成绩平平，大三就放弃了。那时的中文老师陈女士是个上海来的严厉老太太，总说他“有语感但不用功”。马克记得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语言不只是工具，汤姆森先生，它是另一种思维方式。你还没打开那扇门。”
现在，门被车祸撞开了。
康复第三周，马克已经能下床走动。他拒绝看英文电视节目，却对病房里唯一的中文频道——tv-4海外版——看得入迷。新闻主播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他感到“安宁”，而澳洲本地新闻的英语播音则让他“头痛欲裂，像指甲刮黑板”。
“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加上语言功能代偿。”卡恩医生说，“我们需要开始语言康复治疗。”
语言治疗师艾米丽尝试用英语与马克进行基本交流。当她说“马克，请拿起杯子”时，他愣愣地看着她，眼神空洞。
“对不起，”他最终用中文说，“我知道你说了什么，但我的大脑拒绝处理它。”
换用中文后，一切顺利。马克不仅能理解复杂指令，还能讨论澳大利亚橄榄球联赛的赛况——尽管用的是中文术语，夹杂着“袋鼠队”“黑天鹅队”这样古怪的直译。
康复病房里住着另一位特殊病人——林先生，七十岁的华裔移民，中风后失语，只会说几个破碎的英文单词。家人请的中文护理员刚辞职，新来的印尼护工只会英语。
马克第一次见到林先生时，老人正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