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利,岂不是堕入“重利轻义’的歧途?恐让四夷耻笑我大明无大国之风,更会让天下士子误以为朝廷只重财帛,不重教化。届时,士子无心向学,官员耽于逐利,此乃动摇国本之举啊!殿下,万万不可!”
“齐侍郎这是曲解儒家大义!”文华殿大学士杨士奇反驳,“《礼记》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朝设市舶司,并非与番邦逐利,而是以“朝贡贸易’为纲。番商来朝,须先向陛下进贡方物,或为南洋的奇珍,或为西域的良马,以示臣服。
朝廷则“厚往薄来’,赏赐的丝绸、瓷器、茶叶,价值远超贡品数倍,这正是怀柔远人、彰显大明仁德之举。
昔年汉武帝通西域,虽有葡萄、苜蓿之利,更重要的是让西域诸国臣服汉室;唐太宗设鸿胪寺接待番使,亦有胡商往来长安,却被尊为“天可汗’,四夷皆服。可见,贸易与仁德并非对立,反而是传播仁德的途径。
番商来朝,见我大明宫殿巍峨、百姓安乐,自然心生敬畏;我朝以贸易之利资国,却不加重民负,这正是儒家“仁政’,何来“重利轻义’之说?齐侍郎若只知抱守教条,不知变通,才是有负陛下重托,有负天下士子!”
杨士奇话音刚落,太常寺卿黄子澄语气带着几分讥讽:“杨大学士此言,怕是过于虚想。臣敢问,番商所带之物,除了些许药材,更多的是珍珠、玛瑙、翡翠之类的珍宝吧?这些东西于国计民生何益?不过是供权贵享乐之物罢了。
昔年宋徽宗好花石纲,派朱勐四处搜刮奇石,引得民间怨声载道,最终方腊起义;南宋偏安江南,权贵沉迷番邦珍宝,日日宴饮,夜夜笙歌,最终被蒙古所灭。
今若设市舶司,这些珍宝涌入京城,定会助长奢靡之风。官员争相购置,为了钱财贪赃枉法;民间效仿,为了珍宝铤而走险。久而久之,朝堂耽于享乐,百姓苦于盘剥,此乃亡国之兆!夏侍郎、杨学士只言税收之利,却不见奢靡之害,何其短视。”
“黄子澄!你睁眼说瞎话!”朱英大步出列,气势十足,“你说番商只带珍宝?那我问你,南洋的胡椒、丁香,可作药材治腹痛,亦可作调料保存食物,能解南方湿热之地食物腐坏之弊,惠及百姓千家万户;暹罗的柚木,质地坚硬,不怕虫蛀,可用于修筑宫殿、打造战船,比我朝南方松木耐用数倍,去年打造洪武舰,若有柚木,便可少用百根松木。
更有域外的新作物,若能引入中原,可让北方旱地多收数成,解百姓饥谨之苦。这些难道都是供权贵享乐的珍宝?你只看到珍珠玛瑙,却看不到这些实用之物,是你目光短浅,还是故意忽略,想断了百姓的生路?”
“至于奢靡之风,更属无稽之谈!朝廷可立下铁律:市舶司所收番货,实用之物优先供国库、民生所用。胡椒、药材入太医院、光禄寺,硬木入工部,新作物交格物院培育。
黄子澄你拿宋徽宗、南宋说事,却忘了他们的败亡是因朝政腐败、军备废弛,而非贸易之过!今我朝陛下英明,每日批阅奏折至深夜,吏治严明,锦衣卫巡查四方,怎会因些许番货而堕入奢靡?”吕本见黄子澄被怼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立刻上前补位:“朱英!你休要狡辩!即便如你所说,可沿海百姓素来淳朴,若与番商往来日久,定会沾染番邦陋习。穿衣戴帽学番人赤足短衫,言语习俗学番人茹毛饮血,长此以往,华夏礼仪何在?
更有甚者,番商之中难免有传教之人,散播异端邪说,蛊惑民心,动摇我大明的儒教根基,此乃比倭寇更甚的隐患!你只谈利益,不谈教化,难道要让我大明子民沦为番邦的附庸?”
“吕尚书这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朱英毫不退让,“我大明乃华夏正统,礼仪之邦,百姓深受儒教教化数千年,孔孟之道深入人心,岂会因与番商往来便丢弃礼仪?
昔年大唐与波斯、大食往来频繁,长安城中番商云集,却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