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了解。特别是忽必烈偷袭云南成功后，为了防范蒙古汗国穿越贵州腹地，攻击南宋后路[3]。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播州两大地方势力，深入了解这片地区的自然特点、风土民情和战略形胜。甚至允许这两家势力代替自己规划军事防御，防止蒙古汗国穿越这一地带偷袭南宋防务的后路。这一决策的最终结果，导致蒙古汗国最终不能通过播州、思州和平越地区偷袭南宋。然而这一做法，也导致了播州、思州两大地方势力的坐大，并向南插入平越地区，陆续蚕食这片“生界”。大致而言，思州势力控制了平越地区的东部，而播州势力控制平越地区的西部。然而还没有等到两大地方势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区时，元世祖忽必烈就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
元朝时，为实现其在西南地区统治，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还积极仰仗西南等传统地方势力，加以统辖。如忽必烈凭藉多年的政治经验，清醒认识到“在俗异地险、民风强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区，如不利用那些世袭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单靠军事征服，就只会得逞于一时，而难于进行长期有效的统治。”[4]《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九载：“西南诸省，水复山重，草木蒙昧，云雾晦冥，人生其间，丛丛虱虱，言语饮食，迥殊华风。”明确说明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与中原差异甚大，如果要采取与内地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势必引发民族冲突，进而影响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因此，元朝为经营好西南各民族，实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决策，即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大力招抚利用那些当地原有的上层统治者，并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加以治理。
第1章 万历三大征与播州之役，对于明朝所带来的影响
元朝政府对于土司政权的承袭、权职多从本俗。《元史》卷二十六载：“远方蛮夷，顽犷难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阙员，宜从本俗，权职以行。”同时还根据元朝刑法“土官有罪，罚而不废”等等。
南宋末年，元军攻入大理，在平定云南后，立即向贵州进军，在强大的兵威之下，贵州境内的地方势力纷纷归附。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杨邦宪纳土。因杨邦宪能“审于去就，挚版图内附”，“屡效忠顺”，世祖对他“实宠嘉之”。此外，加上黔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形势险恶，元朝将实际地方治理权委于杨氏之手，这样播州杨氏统治范围大增，元代达到顶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载：播州土司辖地“广袤千里，介川、湖、贵竹间，西北堑山为关，东南附江为池。蒙茸险削，居然奥区。领黄平、草塘二安抚，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统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为目把。”①材料中的“黄平、草塘二安抚”地，位处今黄平县境和瓮安县境。“真、播、白泥、余庆、重安、容山六长官司”地，位处今道真、遵义、余庆、瓮安诸县境。据研究，元朝时，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诸地，西至鸭池河，北包今川渝黔边境等广大范围，统辖区域已达 5万平方公里。
明朝统一全国后，在川滇藏甘地带，还留有大量的元蒙残余势力，始终占着长江上游，一旦与北元势力联合，大有重演弧形包围南宋故事②。如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儿密就拥有精兵十余万威胁明朝的安危③，加之川西及西南诸夷叛服不常，明廷为达到“额以赋役，听我驱调”的经营目标。明承元制，对西南各土司多施抚慰之策，就播州土司言，升播州宣抚司为播州宣慰司，领安抚司二，长官司六，辖地包括今遵义、桐梓、正安、道真、赤水、习水、仁怀、绥阳、湄潭、凤冈、余庆、瓮安、黄平、福泉、凯里等地，为贵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从辖区看，此土司位处湖广经黔入滇道的北段，这一地区稳定与否直接牵涉朝廷对云南的经营，因此明初对此一直实施绥抚之策。
此外，明朝为加强对云南的统治，以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