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
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为争取时间，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
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因李如松已经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战死，所以任命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追击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
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明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战败。但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露梁海之战中死亡。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主要战役有碧蹄馆战役，南平血战，釜山攻防战，露梁海战等等。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杨应龙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
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
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巾帼英雄秦良玉与其丈夫马千乘亦率兵攻下金筑等七寨，并偕同酉阳等土司军一起攻下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一、改土归流前朝廷对播州土司地经营及影响
播州土司先祖经营播州地区的历史，从文献记载看，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时“南诏陷播”，杨端收复播州伊始。是时，因唐朝政局混乱，边疆多事，朝廷自顾不暇，遂有杨氏拥兵据播州，世代传袭。据《新唐书》卷四十五《地理五》载，当时播州杨氏先祖统辖之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总计户不满五百，人口不过二千余。”此经营区域大致在今乌江北岸之遵义、绥阳等县[2]，统辖区域甚为狭小。
宋大观二年，朝廷在播州杨氏地置遵义军及播州。“当时州、军全境属地，西北有今赤水、习水；北至桐梓，东北达正安、务川等地，远较唐朝播州为广，此时户口数亦不过万余家”[2]。从辖地看多在乌江以北诸地。然乌江以南，即后之播州杨氏开拓的平越地区，宋朝时，属于羁縻州郡难以控制的“生界”地，其地周边西北有播州，东部有思州，西南有宋氏等势力。但是以上各地方势力，当时谁都不能单独控制这一地区。原因在于此片地区路途遥远、山河阻隔，民族较多，因而鞭长莫及，对于平越这样的区位格局，北宋时代几乎是不予过问的。
宋廷南渡后，政治中心南移，随着南宋王朝西部边疆危机的加深，朝廷才开始对平越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