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巴格达之后，绝大多数转移到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然后开枝散叶，前往香港、新加坡、上海英租界、英国。
无一例外，都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巴格达犹太人和英国的纠葛很深，一如沙逊家族，家族利益与英国国家利益深深捆绑在一起，他们是妥妥地亲英派。
1930年之前，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不断向犹太基金会捐款，以及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世俗学校和塔木德托拉学校。
1930年，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逆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动摇了富裕的新加坡犹太人和英联邦其他亲英派上层犹太人的想法。
此外，1930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发表恰逢马纳塞·梅耶去世，这进一步削弱了协会内部的凝聚力，也动摇了犹太社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承诺与发展。
1930年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如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一般放慢了筹资步伐，对复国主义暧昧起来，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接着的一段时间，新加坡的复国主义变得低调，乃至销声匿迹，上海那边却是出现了大量由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建立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这些组织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冰天雪地，对圣地耶路撒冷并没有那么向往，一部分人的目标是建立以色列，而另一部分人只想有一块安全的栖息之地，东北那嘎达或彩云之南都是可以的；
于是，有一些东欧犹太人被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计划所吸引，也有一些与孙科眉来眼去，因为孙科于1939年2月提出一项议案，建议在云南划定犹太人聚居区域，安置穷无可归的欧洲难民。
两项方案都传到了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直接被否决，全世界推崇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九成九的目标是回归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不予考虑。
并且，自从二战爆发，犹太人中声音最响亮的存在从欧洲犹太人转变为美洲犹太人，直接点说是美国犹太人，亲美派。
一方想建立以色列，一方想在中东赶走英国这根搅屎棍，换一根与自己利益一致的搅屎棍，双方一拍即合，犹太人惦记了数千年的复国就这么搞成了。
巴格达犹太人一瞅，直接来了句“what uck”，娘希匹，没想到啊，真没想到啊，老子怎能想到建国革命真能胜利，老子这不成小丑了吗？
前期投资了这么多，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不能没老子的份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既然知道错了，那就补救吧，这就有了沙逊家族和科恩家族的联姻。
科恩家族现任族长是以色列·科恩，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长，多年来为复国主义奔走，以色列能建国成功，他的功劳不小，在以色列的权力体系里，一定会有科恩家族一席之地。
一颗红心往往需要几手准备，三十年代，新加坡巴格达犹太人与上海的许多巴格达犹太人一样，觉得必须将对英国的忠诚置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之上。
大卫·马歇尔曾在自创的《以色列之光上公开谴责从巴勒斯坦来新加坡的一位狂热犹太复国主义使者的行为，原因是该使者指责岛上的犹太家庭没有响应他挨家挨户筹款的呼吁。
二战期间，新加坡的犹太人精英阶层纷纷通过参军入伍以向英国表示效忠，在小鬼子入侵迫在眉睫时，大卫·马歇尔加入了新加坡志愿军，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保卫新加坡而组建的辅助性民兵组织。
t.a.d.沙逊是《以色列之光的编辑，也是沙逊家族在新加坡的后代，战争爆发时他位于伦敦，并随之加入了皇家空军。
他们对英国的忠诚却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昭南时期，马歇尔和其他留在新加坡的犹太人作为敌国国民被关押在劳改营，饱受营养不良、痢疾和疟疾之苦。
一些年轻人则被分配至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