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权落入非东林党人之手。 然而，阁臣之间太过团结，便易使君主产生威胁感，进而疏离内阁。 明熹宗即位后，便利用与东林党反目成仇的魏广微来分割内阁的票拟之权。 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后与魏忠贤联宗，因自称“宗弟”，时人称之为“外魏公”。 其父魏见泉，与东林党人赵南星是为好友，而赵南星因恶魏广微结交魏忠贤，总是羞辱于他，魏广微曾多次以子侄礼拜见赵南星，赵南星非但闭门不纳，还对人说“见泉无子”。 天启四年，明熹宗亲享太庙，魏广微因迟到，被东林党人弹劾为“失误大典”，而与东林党彻底决裂。 同年十一月，山西巡抚缺员，明熹宗传谕内阁，要求外廷会推晋抚。 时为吏部尚书的赵南星，与同为东林党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主张会推谢应祥为山西巡抚，结果引来御史陈九畴弹劾谢应祥昏耄，并质疑赵南星与魏大中徇私舞弊。 明熹宗随即降旨，申饬吏部和都察院含糊偏比，魏大中把持会推，事态逐渐发酵后，赵南星与高攀龙等人相继上疏请辞。 按照惯例，内阁应代皇帝拟旨慰留，然而明熹宗却直接出中旨将赵南星等人逐回原籍。 首辅韩爌以为明熹宗此举大骇听闻，于是率众辅臣揭请留三臣。 就在这时，魏广微与司礼监正式结盟，向内廷献出了让内阁“分票”的建议，让首辅以下的其他辅臣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秉笔票拟之权。 其时叶向高辞任不久，韩爌为首辅，次辅以下有朱国桢、顾秉谦、魏广微、朱延禧等人，分居首次的韩爌和朱国祯，其立场都偏向东林。 先前未分票时，韩爌抗旨揭救赵南星等人，全体辅臣包括魏广微、朱延禧，都不得不在此公揭上联名。 魏广微附和韩爌揭救东林党人本就不是出自本心，只因在首辅秉笔制下有联名公揭的惯例在，不便公然拒绝而已。 而当明熹宗采用了魏广微的“分票”建议，降旨令内阁分票之后，局面顿时一变。 韩爌被谕旨责备票拟不当，杜门请辞，次辅朱国祯按例代行首辅之权。 而朱国祯既无法独掌秉笔权，又不得皇帝支持，只能眼睁睁地见得内阁票拟大权落入阉党之手。 借助于分票制，魏广微突破了资序的限制，越次获得了原本由首辅垄断的票拟权，并与司礼监的批红权互相配合，从而达到了出令无阻，大肆清除异己的目的。 这同时也意味着，自天启四年之后，朝廷上任何一个党派都无法再通过“在内阁之中夺取多数席位”的方法来制约皇权。 当皇帝的意志与首辅产生冲突时，可以直接转向其他阁臣寻求支持，而阁臣只要取得皇帝或者司礼监的支持，不必位居首辅就拥有了凌驾于同僚之上的条件。 内阁阁臣失去了首辅秉笔制下同进共退的抗争条件后，唯一表达反对的手段就只剩下了“辞官去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因此天启初年党争虽激烈，但总体仍维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而当明熹宗敕令内阁分票之后，东林党人便毫无还手之力地被集体驱逐出朝了。 得益于明熹宗先前所施展的帝王权术，到了朱由校穿越而来的这个时间点上，内阁几乎已然成了皇帝的应声虫。 也正因为魏广微大胆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朱由校才能肆无忌惮地对冯铨表达他的轻蔑与不满，“圣人云，‘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冯卿事君不诚，又如何敢以张居正自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