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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二十一)(4 / 5)

没有出生呢?孔子到老年才喜《易》(即《周易》),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周易》一书研究透彻。既然没有研究明白,就不能去写阐述《周易》的《易传》文章了。说孔子作《易传》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那是汉朝人的附会而已。

《左传》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左传》成书是在战国时期,而《论语》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写《左传》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写《左传》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

《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

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大抵《左传》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类似于《史记》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不过《史记》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而《左传》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

《大象》文遵遁了《周易》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且给于发扬光大。

《大象》文的内容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是《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转换“观象进德,恐惧修省”的君子之为。观象修省,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这时正是一个自由“学术”与思想“开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前期是周天子“共王”天下的分封时代,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

西周后期至战国,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

《易传·大象》既不同于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的文化理念,也不同于战国后期王权专制思想的文化理念。《周易》与《易象》(“大象”)里均看不到这些东西。即不代表西周时期王配天命的思想,也没有战国时期王权主义上升的专制思想。

“观象进德,恐惧修省”偏重于主体性(“君子”)的道德政治素质建设,还不是王权(帝王)专制的建构。

从《易传·大象》来看,儒家的学说可以推溯到周公时代道德政治的萌芽(以德配天),而开创儒学之宗,则是西周后期的《周易》。

《周易》是先秦儒学的源泉,但在流出的却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并汇成了一股庞大的“易学”洪流。而这“易学”才成为中国封建王权时代里的文化脊梁,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

总之,《大象》文不是解释《周易》如何算卦的,《大象》是何内容不是明摆着的吗?若连《大象》文也看不懂,而说成是解释如何算卦的,可以说那些当今的学者是吃着纳税人的钱粮,而读着“八股文章”,却读坏了脑筋吧?

《大象》文里虽运用八种自然物象只是表面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后并引出篇名,由篇名及篇内含义尔后阐发出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与春秋时期史巫行的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思想家与巫师的区别。但也不否认《大象》作者受春秋取象思维的影响。《大象》文在通过八种自然现象点出篇名,尔后阐发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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