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第四期《考古学报》上，张政良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此文里写道：“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第23页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对于张政烺的这段说法，能否认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释读出的说法吗？虽然张政烺说这段话时，并没有附录图片，也没有提及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得出的“易卦刻文”。但通过张政烺的这段话里的“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种说法，说明张政烺是从出土的两种东西上，即“骨角柶和鹿角枝”上看出有八个“易卦刻文”，张政烺所提及的了“鹿角枝”，无疑就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因为张政烺接着说“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个举例，说明他只举例了所谓两个的“易卦刻文”（他认为的有八个“易卦刻文”），而正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在张政烺看来刚好是他所认为的“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符号。那么，有人会问，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刻纹，张政烺如何能看出是两个“易卦刻纹”（即易卦符号）呢？兴许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以外的鹿角枝上看到的易卦刻文，才举例出“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数字符号吧？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是联系不上“易卦”里的“遁”与“归妹”，也联系不到数目字上。可张政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联想到是“易卦”里的“遁”与“归妹”的‘数字’符号（即张政烺所说的“数字卦”就是“易卦”的早期卦符号）。有人又会提出疑问，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来看，也有几十个刻纹，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出现的是刻划的线条，既然称“刻纹”，如何能认为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是两个“数字卦”，即“易卦刻文”呢？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来看，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是十二个数字，更联想不到《周易》里的“遁”与“归妹”里的符号。可张政烺先生就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成的是十二个数字组合，十二个数字一分为二就联想到了“易卦”里的两卦来。为何说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他认为的既是“易卦刻文”，又是“数字”呢？我们通过照片，已知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有平行线和八字线这两种刻纹（或称“刻线”）的组合，但每一种形状的刻纹是并列为多条，或是四条、五条、六条并列在一起组成出不同的条块图案。若是按不同条块来分，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清晰可见的有十一个条块。我们也已知这个麋鹿角枝是个残缺的东西，若是按麋鹿角枝上的线条条块组合规则来看，这只麋鹿角枝两头还有刻纹组合，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大头来看残缺处的刻纹组合不明显，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小头来看还能看到有平行刻纹。这样从这只麋鹿角枝上就能看到有十二组刻纹组合，若从这只麋鹿角枝的大头的线条条块组合开始计算，第一组刻纹组合，我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