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占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面对筮卜时，并不是反对，而是用《周易》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也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周易》的说法了，对战国后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周易》无疑有所影响，这也是双重看待《周易》的学术开始。
而在子服惠伯释解“黄裳元吉”时出现的“元，善之长也”，早在《襄公九年》里穆姜也曾以义理解释过“元”。《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而穆姜则用《周易》里《随》篇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种美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出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而穆姜确引用《随》篇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头，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从穆姜用四德解释“元亨利贞”，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这不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子吗？穆姜能从占筮出的《随》卦里引用“元亨利贞，无咎”从义理上解释，对照自己的行为，预知出结果的可知性，这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若按史巫筮卜出《随》卦，而认为《随》卦里的繇辞不正是“元亨利贞，无咎”吗，那么穆姜搬进东宫，不正是“大吉大利，没有害处”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出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性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宫。上层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周易》一书做理性的看法，又是对那时史巫与筮卜无情的驳斥与批判。这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做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释解《周易》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进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通过以上分析，最早引用《周易》的是伯廖，尔后是知庄子、郑子大权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用于说理。
而韩宣子虽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不言而喻《周易》就是一部义理（理论文章）之书。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诠释，是后儒“《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承继（《系辞传》）。
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筮卜内容引入《周易》内容，虽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