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浑身发冷。
大夏天的，外头三十多度，太阳晒得地皮发烫，我却缩在被窝里，盖著两床棉被，牙齿咯咯响，浑身打哆嗦，跟掉进冰窟窿似的。我妈把炕烧得滚烫，炕席都烫屁股了，我还是冷，冷得骨头疼。
接着开始发烧。
烧得烫手，脸上通红通红，跟抹了胭脂似的，嘴唇却白得没有血色，干得起了皮。我妈拿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没一会儿毛巾就热了，跟刚从热水里捞出来一样。换一条，又热了。再换一条，还是热。
她整夜不睡，守在我边上，不停地换毛巾。我爸也睡不着，蹲在门口抽烟，一根接一根。
两天两夜，烧没退。
我爸急了，把自行车推出来，在后座上绑了个棉被，把我裹得严严实实，驮著就往镇卫生院跑。
三十里地，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天没下雨，但路还是颠，颠得我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我迷迷糊糊趴在他背上，感觉身子轻飘飘的，像随时会被风吹走。
我爸蹬得满头大汗，后背的衣裳湿透了，贴在我脸上，又热又黏。我不敢动，就那么趴着，听着他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
走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到了镇卫生院。
镇卫生院不大，就几间平房，白墙灰瓦，门口挂著块牌子，上头写着“柳树沟镇卫生院”几个字，漆都剥落了，模模糊糊看不清。
我爸把我抱进去，挂号、排队、看医生。值班的是个年轻人，戴个眼镜，看着像是刚从卫校毕业的。他让我张嘴，看看喉咙；翻开眼皮，看看眼底；拿听诊器听听胸口，皱皱眉头。
“咋样？”我爸问。
年轻医生说：“高烧，四十度一。打一针退烧针，吃点药，回去观察观察。要是不退，再来。”
打了针，拿了药，我爸又驮我回去。
回到家，烧没退。
不但没退，反而更高了。
我开始说胡话。
我妈后来说，我那会儿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一会儿喊“别拽我”，一会儿喊“我不去”，一会儿喊“河底下有人”，一会儿喊“奶救我”。喊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瞪着房顶，瞪着窗户，瞪着空无一人的墙角，像是看见了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我妈吓坏了，抱着我哭。
我爸又驮我去卫生院。
这回换了个老大夫。那老大夫是镇上最有名的，据说以前是部队的军医，退休了回老家发挥余热。六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像能把人看穿。
他给我把了把脉，翻了翻眼皮，看了看喉咙。又把我裤腿撸上去，看了看脚脖子上那五道手印。
看那手印的时候，他愣了一下。
抬起头，看了我爸一眼，又看了我妈一眼，没说话。
然后又低下头，把那五道手印看了好一会儿，还用手指头按了按，按完看看指甲盖上有没有沾上啥。
最后他把我的裤腿放下来，站起身，洗了洗手，对我爸说了一句话：
“准备后事吧，这孩子不行了。”
我妈当场就瘫地上了。
我爸愣在那儿，嘴唇哆嗦著，说不出话来。
那老大夫看着我爸妈，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说他要死，我是说这孩子不是病，是冲撞了不该冲撞的东西。医院治不了，你们找别人吧。”
说完，他转身走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浑身发冷。
大夏天的，外头三十多度，太阳晒得地皮发烫，我却缩在被窝里，盖著两床棉被，牙齿咯咯响，浑身打哆嗦，跟掉进冰窟窿似的。我妈把炕烧得滚烫，炕席都烫屁股了，我还是冷，冷得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