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日本使馆，汪兆铭沿着东交民巷往南走。
天色暗下来了，街灯还没亮，两旁的行人稀稀落落，像是被风吹散的落叶。
他走得很慢，像是在散步，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脚跟先着地，再碾过去，没一点多余的声音。
这是汪家教他的，走路要像猫，不要像狗。
狗走路咚咚响，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来；猫走路没声，到了跟前你才发觉，而那时候，已经晚了。
他今年二十六岁。
在日本留学的那些年，他见过很多革命党人。
有的慷慨激昂，跟打了鸡血似的，见人就喊&34;驱除鞑虏&34;，喊得脸红脖子粗，真到干事的时候却往后缩；
有的畏首畏尾，嘴上说得响，心里打着小算盘，生怕沾上半点脏水；
有的满嘴理想，实际上只想捞点名声，回国好混个一官半职，把革命当成跳板。
他不一样。
他有理想，但不是那种挂在嘴边的理想。
他的理想是——让汪家赢。
从小他就知道自己是汪家的人。不姓汪，但继承著汪家的意志。
他们在他身上投注了全部的期望，像赌徒把筹码全押在一张牌上，押得眼睛都红了。
他从小被教导，张家是汪家的死敌。
张家有麒麟血脉，有长生秘密，有青铜门。汪家什么都没有，但汪家有人——人比血脉重要。
他信了十几年。
后来他去了日本，见了更多人，读了更多书，开始怀疑一些事情。
比如血脉真的那么重要吗？
长生真的存在吗？
青铜门后面到底是什么？
但怀疑归怀疑，有些事情已经刻在骨头里了，改不掉。
就像你从小吃惯了的口味，长大了知道不健康，但闻到那个味儿还是走不动道。
所以，张家必须倒。
他穿过一条胡同，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
巷子尽头是一家不起眼的客栈，门口挂著褪色的幌子，门板斑驳，像是被虫蛀过的老牙。
他推门进去，掌柜的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头继续打算盘，那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像是在给什么曲子伴奏，又像是某种单调的催眠。
汪兆铭上了二楼，推开走廊尽头那间屋子的门，反手关上，在桌前坐下。
桌上摊著一张北京地图，地图上画著几条线，标注著几个点，墨迹有的新有的旧，像是反复修改过。
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笔，在银锭桥的位置画了一个圈，笔尖在圈里轻轻点了两下，像是确认什么，又像是给自己打气。
然后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明天，他还要去见一个人。
同盟会在北京的联络人，姓黄，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店。表面上是卖字画的，实际上是革命党的秘密联络点。
汪兆铭是同盟会的早期成员，在东京入的会，见过孙中山，听过他演讲。
他承认孙中山是个有魅力的人，站在台上，手一挥，底下的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嗷嗷叫。
但他的理想太远大了，远到汪兆铭觉得不现实。
推翻清廷，创建共和，人人平等。
这些话在东京的留学生里很受欢迎，但回到中国，面对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百姓，这些话就显得苍白了。
像是给饿肚子的人讲营养学，讲得天花乱坠，却填不饱肚子。
汪兆铭不觉得共和能救中国。
能救中国的，只有力量。
汪家缺的就是力量，所以他要在乱世中替汪家拿到力量。
至于用什么手段，他不关心。
革命党、日本人、清廷里的投机分子，谁给力量，他就跟谁合作。
等汪家有了力量，再把这些人都踢开。
他睁开眼睛，拿起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