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们搭乘最早一班马车离开了贝克街。
伦敦的雾比前一日更浓了。
马车驶过摄政街时，我看见路边的煤气灯仍然亮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在雾中浮动，如同溺水者在浊浪中伸出的手。车夫不得不将速度放慢到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程度，马蹄踏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发出沉闷而孤寂的回响。
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从出门到现在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身穿那件深灰色的长披风，领口高高竖起，遮住了半张脸。我只能看见他那双敏锐得如同出鞘刀锋的眼睛，此刻却仿佛望向了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他的嘴唇紧抿成一条细线，右手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根从不离身的手杖，银质的猎犬头杖柄在昏暗中偶尔反射出一丝冷光。
我知道这样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几年与福尔摩斯共处的岁月中，我渐渐学会了一件事：当他在接到一桩新案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时，那绝不是在发呆。他的大脑正在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运转，将每一个已知的细节放在他那架精密的逻辑天平上反复称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交谈都是多余且不受欢迎的。于是我也保持了沉默，将目光投向车窗外那片流动的、不透明的灰色。偶尔有行人从雾中浮现，又迅速被雾气吞没，如同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马车在蓓尔美尔街一扇朴素无华的黑色大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没有任何标识，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只有一个黄铜门环，擦得锃亮，形状是一只紧握着橄榄枝的手。
说起第欧根尼俱乐部，我不得不在此处稍作说明。它是伦敦最古怪的绅士俱乐部，接纳的全是城里最孤僻、最不喜交际的人。俱乐部有一条铁一般的规矩，在公共区域内，严禁交谈。据说曾有一位子爵在阅览室里无意中对邻座说了一句“这天气真糟糕”，第二天便收到了措辞客气的退会通知。这条规矩看似不近人情，但对于那些真正渴望在喧嚣的伦敦城中寻得一方绝对安静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处难得的避难所。福尔摩斯是这家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它最忠实的常客。
我们推门而入，穿过一道厚重的天鹅绒门帘，进入了大厅。
这里的安静令人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壁炉中的火焰无声地燃烧着，地上铺着厚得足以吞没一切足音的波斯地毯，那暗红色的繁复花纹已经被长年累月的踩踏磨出了经纬。大厅里散坐着七八位绅士，每一个人都深陷在高背扶手椅中，面前摊着报纸或书籍，彼此之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咳嗽，甚至没有人翻报纸时发出稍微响亮一点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旧皮革、雪茄烟和上光蜡的气味，光线从厚重的深绿色窗帘缝隙中透进来，将一切染上了一层古旧的琥珀色。整个场景宛如一座沉入海底的图书馆，连时间本身都仿佛在这里放慢了流速。
福尔摩斯走向大厅深处一扇不起眼的门。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这间俱乐部中唯一被允许进行交谈的房间:访客会客室。门进入时，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已经在那里了。
如果说有哪两个人能让我在见到时立刻惊叹于血缘的力量，那便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他的兄长迈克罗夫特。他们有同样高耸的颧骨，同样锐利的灰色眼睛，同样宽阔饱满的前额——这是属于福尔摩斯家族的面相印记。
然而迈克罗夫特在体格上比歇洛克大了整整一圈，整个人深陷在一把特制的大号扶手椅中，仿佛一座被安放在座位上的山。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杯波特酒、一小碟干酪和一份翻开的《泰晤士报》，报纸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批注——字迹极小，却异常清晰，一眼便知出自同一个习惯用精确性来弥补一切不确定性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