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6年，11月1日，圣辉城政务院顶层办公室，凌晨五时。窗外的天还没亮。叶云鸿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三份文件。第一份是关于士官学校建设方案的，第二份是行政效率改革强制令，第三份是裁军一百二十万人的详细去向表。他的手指按在第三份文件上，指节泛白。一百二十万。不是数字，是人。是那些跟他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他们叫他“主理任席”，也叫他“老叶”，也叫他“疯子”。他们相信他，跟着他，把命交给他。现在他要把他们从军队里赶出去。不是赶，是安置。去种地，去工厂，去修路，去教书，去当警察，去当消防员。去做那些不打仗也能养活自己的事。他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但他知道，必须这样做。不打仗了，养不起那么多兵。不养了，就得让他们走。让他们走，就得给他们出路。不给，他们会恨他。给了，也许也会恨他。恨就恨。他不怕被恨。他只怕他们没饭吃。
门被敲响了。三声，不轻不重。他没有抬头。“进来。”切尔诺夫走进来。他是叶云鸿的新私人医生，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个药箱。他不是军人，不是政客，只是一个医生。在列宁格勒医科大学读过书，后来因为战乱逃到卡莫纳，在野战医院干了十几年，救过无数人。他是阿贾克斯介绍来的。阿贾克斯说，这个人不看你是谁，只看你哪里坏了。坏了就得治，不治就得死。叶云鸿看了他一眼，说，我哪里坏了？切尔诺夫说，你的心脏比正常人跳得快，你的血压比正常人高，你的肝比正常人硬。你的眼睛里有血丝，你的嘴唇发白，你的手指在抖。你哪里都坏了。叶云鸿笑了。笑得很轻，像在对自己说话。“那你治吧。”
切尔诺夫放下药箱，从里面拿出血压计，套在叶云鸿的右臂上，开始打气。叶云鸿没有说话，看着那份裁军名单。气打满了，压力表指针跳了几下。切尔诺夫看着数字，皱了皱眉，把气放了。他把血压计收起来，从药箱里拿出一个药瓶，倒出两粒白色的药片，放在桌上。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饭后吃。不能空腹吃。不能喝酒。不能喝浓茶。不能熬夜。”他看着叶云鸿，又看了看桌上那三份文件。“您今天几点睡的？”
叶云鸿没有回答。
“您昨天晚上没有睡。您前天晚上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您大前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您连续工作了多少天？”切尔诺夫的声音不高，但很硬。“您知道这样下去会怎样吗？您的血管会爆。您的脑子会坏。您的眼睛会瞎。您会死。不是慢慢地死，是忽然死。在批文件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在跟人吵架的时候。一下子就没了。来不及抢救，来不及告别，来不及交代后事。您死了，这个国家怎么办？那些等着您签字的人怎么办？那些把命交给您的人怎么办？”
叶云鸿抬起头，看着他。“你想说什么？”
切尔诺夫从药箱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纸上写着“作息时间表”，字迹工整，像刻出来的。早上六时起床，六时三十分早餐，七时开始工作。中午十二时午餐，十二时三十分至一时三十分午休，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五时工作，五时晚餐，六时至八时会客或批阅文件，八时后个人时间，晚上十时前就寝。
叶云鸿看着那张表，看了很久。“八小时。你只给我八小时？”
“八小时够了。您不是铁人。铁人会生锈。您也会。”
“那些文件，八小时内处理不完。”
“处理不完，就移到明天。明天处理不完，就移到后天。您不会死，国家不会亡，文件不会跑。它们在那里，等着您。等您活着去签。”
叶云鸿看着他。他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表收进口袋里。“我试试。”
切尔诺夫没有笑。他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