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站在等侯区角落，听完了全程。
中年妇女离开后，他走到值班台前，问刚才接待的民警：“这个投诉，你们出了几次警？”
民警看了他一眼，以为是普通群众咨询，叹了口气：“五次了。
楼上是个七十多岁独居老太太，儿子在外地，耳朵背，电视开很大声。
楼下这个大姐高血压，神经衰弱，一点动静就醒。
我们去了能怎么办？
批评教育，老太太认错，第二天照旧。
行政处罚？
七十多岁，拘留所不收。
调解吧，双方都不让步。”
民警顿了顿：“这种事，法律有规定，但法律规定不了人心。”
高育良沉默了一会儿，问：“那怎么办？”
民警摇头：“不知道。
只能拖，拖到一方搬走，或者……拖出事。”
高育良记住了这句话。
下午，他约谈了新华路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和三位社区民警。
座谈持续三个半小时，话题从噪音纠纷、邻里矛盾、家暴警情，一直延伸到民警的职业倦怠、晋升压力、社会评价。
座谈会结束时，天已经黑了。
高育良站在派出所门口，看着巷子里陆续亮起的路灯，对随行的政法委干部说：“回去之后，把新华路派出所近三年受理的、未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各类矛盾纠纷警情，全部调出来。
按类型、处置方式、反复报警率、当事人满意度，做一次全面梳理。”
他顿了顿：“然后，找几个社会学、心理学专家，一起去回访当事人。
听听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派出所给不了的，是法律还是机制，还是……别的什么。”
随行干部认真记下。
几乎同一时间，省城边缘那座由废弃工厂改造的临时实验场里，气氛却骤然紧绷。
环太平洋基金电池回收示范项目的内核设备，经过两个多月的海运、清关、安装调试，迎来了首次带料试运行。
上午九点，德方技术主管施密特博士按下激活按钮。
传送带缓缓转动，第一批混杂着不同品牌、不同损耗程度、不同物理形态的退役动力电池，被送入自动分选线。
前十分钟运行平稳。
施密特面露微笑，对中方工程师点头。
第十二分钟，分选线在某个工位突然卡滞。
报警灯闪铄，屏幕上跳出一行红色德文。
德方工程师立刻围上去查看日志，几分钟后得出结论：传感器误判了一块电池的外壳材质，导致机械臂抓取点偏移。
“数据问题。”
施密特通过翻译对中方专家组组长老杨说，“你们的电池外壳标识，与欧洲主流标准不一致，我们的传感器训练数据里没有复盖这种材质。”
老杨皱眉：“这不是数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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