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使团，携带着象征两国友谊的巨型地毯、华丽的宫廷诗集、以及沙阿感谢大夏“在东方牵制了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私人信件。使团不仅庆祝条约签订，更旨在将之前的战略默契提升为更稳固的友好关系。
波斯使团公开且频繁地拜访理藩院和鸿胪寺，除了商讨进一步扩大“北线茶丝之路”的贸易量、细化军事技术交流的细节外，更隐晦地提出希望与大夏在涉及中亚部落事务上协调立场，甚至探讨缔结一份“针对共同威胁的友好协约”的可能性。他们的到来，本身就强化了大夏在西亚地区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莫卧儿帝国（此时正处于胡马雍皇帝时期，局势未稳）以及印度南部的维贾亚纳加尔帝国、孟加拉苏丹国等政权，也纷纷遣使。这些使团的目的是在新的地区权力结构下寻求自身定位与利益保障。
莫卧儿使臣言辞恭谨，强调和平通商，并委婉表达了对奥斯曼势力衰退后中亚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的关切。而南印度诸邦的使者则更为实际，他们渴望直接与大夏建立海上贸易，获取中国的商品和可能的技术（尤其是水利和建筑方面），以增强自身实力，对抗北方的莫卧儿压力或葡萄牙的海上侵扰。一时间，来自印度各地的服饰、语言和诉求，让鸿胪寺的翻译和主客司官员应接不暇。
暹罗（阿瑜陀耶王朝）、马六甲苏丹国（此时已从葡萄牙手中收复部分失地，但局势复杂）、乃至更远的爪哇满者伯夷帝国的使者，也加大了朝贡的频率和力度。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大夏海权意识的苏醒和实力的展现，印度洋至南海的秩序正在重组。他们的目的不仅是传统的朝贡贸易利益，更是在新的海洋格局中，预先争取大夏的认可乃至保护，以平衡葡萄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日益增长的威胁。一位暹罗使臣私下对鸿胪寺官员坦言：“天朝巨舰巡弋海上，海氛为之一清。小邦望之，如婴望母。”
面对骤然涌来的、背景各异、目的不同的各国使团，大夏朝廷在短暂的繁忙后，迅速在萧云凰的定调下，形成了一套系统而富有弹性的应对策略。核心原则是：区分层级，把握主动，利益为先，彰显气度。
在原先“西洋事务应对司”的基础上，朝廷正式于理藩院下设立了常设机构“西洋事务司”，由一位精明干练的侍郎主事，专门负责欧洲及远方异域国家使团的接待、谈判和信息研判。这标志着大夏的外交体系开始针对全球性互动进行专业化分工。
针对欧洲使团最易产生矛盾的“礼仪”问题，朝廷在坚持大夏基本礼制的前提下，展现出一定灵活性。原则是：凡属国、友好邻邦（如波斯、东南亚诸国），依藩属礼；凡远方国度、平等来使（如欧洲诸国），可行“ odified 礼”——即免去三跪九叩中最苛刻的部分，但需在奉天殿外广场向御座方向行深鞠躬礼，以示对东道国君主的尊重。此举既维护了帝国尊严，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欧洲人的观念，避免了如历史上“马戛尔尼事件”般的直接礼仪冲突。
谈判上，大夏为各国使团设立了明确的议题轨道：
政治与安全轨道：由理藩院主导，主要涉及边界确认、互不侵犯承诺、情报分享（如关于大规模游牧迁徙或海盗活动）等高层级议题。与波斯的谈判主要集中于此。
经济与贸易轨道：由户部、市舶司主导，具体谈判关税、商品清单、贸易港口、货币结算等实质利益。这是与荷兰、葡萄牙等国交锋的主战场。
文化与技术轨道：由鸿胪寺、翰林院会同百工院谨慎把握，涉及书籍交流、学者互访、有限度的技术观摩等。朝廷对此最为警惕，但也将其作为展示文明优越性和获取特定信息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