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策将三份验尸记录平铺在榆木桌面上，排列成等边三角形。
这是他的习惯——万物皆有几何，包括死亡。左起第一份属于杨文广，雁门关副指挥使，战死于天禧元年秋，尸身还朝时已腐坏大半，记录潦草得近乎敷衍。中间那份是林文渊，刑部主事，天圣十年春死于诏狱，死因写着“急症”，但症状描述自相矛盾。最右那份属于王珪，前太师，致仕后第三年“病逝”于听涛别院，太医署的结论是“年迈体衰”，可公孙策记得，王珪死前三个月还在郊外猎场徒手扳倒过一头小鹿。
三份记录，三个看似无关的人，三个被不同墨迹书写但同样仓促的句点。
他闭上眼睛，不是思考，而是回忆——用触觉。
指尖拂过纸张。杨文广那份用的是军驿常见的糙黄纸，纤维粗粝，墨迹渗透处有细微的颗粒感，像塞外的风沙。林文渊的记录是刑部标准公文纸，光滑、致密，但“急症”二字笔画颤抖，书写者当时要么手冷，要么心慌。王珪的最精致，御供的宣纸，纹理细腻如肌肤，可“体衰”的“衰”字右边一撇拖得太长，墨色渐淡，仿佛写字的人中途失了力气，或失了兴趣。
触觉不会说谎。这是公孙策失去部分嗅觉后，身体自行发展的补偿机制。他能通过纸张的湿度判断文书存放的环境，通过墨迹的隆起感知书写时的压力，通过折痕的走向还原卷宗被翻阅的次数和顺序。
而此刻，他的指尖告诉他：这三份死亡记录，都被人反复看过。不是寻常查阅，是某种专注的、带着特定目的的检索。纸缘有相同的轻微磨损，集中在几个关键词周围——“箭伤”“心悸”“咳血”。像有人用指甲划过这些字，一次又一次。
他睁开眼，从袖中取出一只扁平的锡盒，打开。里面是七支细颈琉璃瓶，用蜡封口，贴着极小的标签：壹至柒。这是他随身携带的解毒剂，每支对应一类常见毒物。但此刻他需要的不是药，是瓶中另一种东西——他自配的显影液。
用银针挑开“叁”号的蜡封，取一滴无色液体，滴在林文渊记录的“急症”二字上。
液滴迅速晕开，但只在笔画边缘形成一圈极淡的灰影。果然。这纸被人用淡醋擦拭过，不是为了清洁，是为了消除某种痕迹。醋能中和碱性物质，比如……某些毒物代谢后残留的微量硫璜气。
公孙策的嘴角牵起一个几乎没有弧度的变化。这是他表达“兴趣”的方式。
“先生。”
雨墨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轻而准，刚好在他完成观察的瞬间。她总能在不打扰他的前提下，让他知道她来了。这是一种默契，经过十七次共同行动后形成的默契。
“进。”
雨墨推门而入，手里不是卷宗，而是一卷褪色的军旗，边缘焦黑，有暗褐色的污渍。“红姨刚送来的，从雁门关旧战场遗址挖出。说是当地老兵偷偷藏的，杨文广最后那场仗，他就在左翼。”
公孙策接过军旗，没有立刻展开。他先掂重量，再摩挲面料，最后凑近——不是闻，他的嗅觉对血腥味已经迟钝，但他能感知织物吸附气味后的细微质感变化。这旗被血浸透过，不止一次，不止一人。血干涸后纤维会变硬，不同浓度、不同时间的血渍，硬度分布有特定的章法。
“送旗的老兵还说了什么？”
“他说杨将军不是战死的。”雨墨压低声音，“是被自己人从背后射的冷箭。但当时战场太乱，没人看清是谁。战后清点，少了一整队弩手，十六人，记录上写的是‘陷阵殉国’。”
“十六人。”公孙策重复这个数字，脑中已开始排列组合：弩手标准编制、雁门关地形、杨文广中箭时的站位、可能的射击角度……数据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