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巴黎戴高乐机场，笼罩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苏凌——或者说，此刻她必须完全是韩凌曦——站在候机大厅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跑道上闪烁的导航灯光。手机屏幕上显示着航班信息：ca934，巴黎直飞北京，06:20起飞。
还有两个小时。
她身边，刘月正紧张地检查着随身行李：“苏凌姐，所有文件都带齐了。解约协议、版权证明、银行转账记录都在这个文件夹里。”
苏凌点点头，目光却没有从窗外移开。三天前，巴黎演唱会的最后一晚，当她站在舞台上对数万观众说出“这是我作为韩凌曦的最后一场演出”时，整个场馆陷入了死寂。经纪人安托万在后台脸色铁青，公司高层当场离席。
但那场演出是完美的。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舞步，每一束追光，都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演出结束时，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返场，只是深深鞠躬，然后转身，消失在舞台深处。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是混乱的。律师的会议，合同的撕扯，违约金的谈判，还有那些她必须亲自参与的、令人心力交瘁的交接工作。但她坚持下来了，因为她知道，在北京，有十一个人在等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解约协议签了字，违约金从账户划走，她在欧洲五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被切割干净。但她的心是轻的，因为她终于可以回家了——真正的回家，不再有合同的束缚，不再有跨国的工作，不再需要在她爱的人们和她的事业之间做出选择。
“苏凌姐，”刘月小声说，“你确定不告诉yay姐她们我们的航班信息吗？她们一直在发消息问”
“等我们落地再联系。”苏凌轻声说，“我想给她们一个惊喜。”
事实上，她留下了一封信。在离开巴黎酒店前，她亲手写的，用中文，称呼是“我最亲爱的姐姐们”。信中她解释了这次突然离开的原因——不是逃避，而是必须亲自处理这些事务。她承诺演唱会一结束就会立刻回去，请求她们相信她。
她没有在信中提及的是，处理这些事务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公司的阻挠有多么强烈，那些威胁有多么真实。
“女士们先生们，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34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到d32登机口准备登机”
广播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苏凌深吸一口气，提起随身行李：“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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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北京，早晨七点。
赖美云第一个醒来。她像往常一样先去敲苏凌的门：“凌儿？起床啦，今天早餐有你想吃的”
门轻轻一推就开了。
房间空无一人。
床铺得整整齐齐，窗帘拉开，晨光洒满房间。一切都和她昨天睡前看到的没什么不同，但空气中少了那个人的气息。
赖美云的心脏猛地一跳。她冲进房间，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信封，上面用熟悉的字体写着：“给姐姐们”。
她的手开始发抖。
“yay姐！美岐！大家快起来！”她的尖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五分钟后，十一个人围在客厅茶几旁，盯着那个已经拆开的信封。信不长，只有一页纸，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她们心里：
“我最亲爱的姐姐们，
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法国的公司突然要求我立刻返回处理演唱会事宜，合同规定我必须遵守。我知道这很突然，也知道你们一定会担心，但请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了。
演唱会结束后，我会处理好所有事务，然后立刻回来——这一次，是真的回来，不再有工作的牵绊，不再有合同的束缚。
请等我。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吃火锅，一起看电影，一起度过很多个不再分离的日子。
等这次演唱会结束，我会立刻回来。请姐姐们相信我，我会处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