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校长陈启明的极力举荐和奔走下，又经过公社教育干事的简单考察，林墨和丁秋红这两位有着高中学历的知青，就被正式安排进了靠山屯小学，成为了屯子里备受尊敬的代课老师。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可以脱离繁重且不熟练的农业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是，除了能按知青标准领取国家定量口粮外，每人每月还能额外拿到津贴，丁秋红五块，林墨七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消息传来，知青中间的反应可谓冰火两重天。
熊建斌（熊哥）是真心实意地替他们高兴。他听到消息后，猛地一拍大腿，哈哈大笑，找到林墨，用他那蒲扇般的大手使劲拍着林墨的肩膀，嗓门洪亮：“好小子！行啊！我就知道你这脑瓜子好使，当老师正合适！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能教娃娃们识字，这是积德的大好事！还有丁秋红同志，也好！你俩这就算是在这旮旯站稳脚跟了！晚上咱们得想法子庆祝庆祝！”他的喜悦纯粹而首接，带着一种大哥般的豁达和义气。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熊哥这般想。
王娟听到消息时，正和另一个女知青李卫红在收拾那间破旧的仓房。她手里的抹布一下子掉进了水盆里，溅起一片水花。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嘴角向下撇着，眼神里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情绪，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周围的人听到：“哟，还是人家运气好啊。这刚来几天，就攀上高枝儿了。咱们呐，就得在这土坷垃里刨食的命喽。”话里的酸味几乎能溢出来。她想起自己一路上对丁秋红的照顾，此刻却觉得像是被比了下去，心里堵得慌。
孙志海则推了推他的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嫉妒和不平。他阴阳怪气地对旁边的张建军说：“啧啧，这运气来了真是挡不住。又是打死猫妖立功，又是当老师拿工资看来这有胆子‘夜闯闺房’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他刻意提起那晚林墨和丁秋红共处一室的事，语气暧昧，试图给两人的事蒙上一层别样的色彩。
而当他们又听说，因为学校那两间杂物室己经收拾出来，林墨和丁秋红作为唯二的住校老师，竟然可以一人住一间相对独立的“宿舍”时（虽然简陋无比，但相比五人挤仓房己是天壤之别），这种嫉妒和不满更是达到了顶峰。
“啥？一人一间房？”王娟的声音陡然尖利起来，“咱们五个人挤在这漏风的破仓库里，他们倒好，跑去住单间了？这这也太特殊化了吧！”她觉得自己和林墨、丁秋红一样是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凭什么待遇差这么多？
孙志海更是冷笑连连：“呵，这下好了，一个‘猫妖英雄’，一个‘丁老师’，可是彻底跟咱们这群‘泥腿子’划清界限了。以后见面，是不是还得鞠躬问好啊？”
相比之下，另外两位知青张建军和李卫红虽然也有些羡慕，但反应则平淡许多，只是默默消化着这个信息，继续为眼前的生计发愁。
接下来，剩下的五位知青，开始了真正“面朝黑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他们跟着社员们一起上工，刨粪、送粪、学着用笨重的农具翻整冻土每一天都是对意志和体力的极限考验。
工分是他们生存的核心。一个壮劳力（最高标准）干满一天最多能拿10个工分，女知青和半大孩子则要少一些，可能只有7-8个工分甚至更少。而且，农活分三六九等，技术性强、最累的活工分最高，他们这些新手往往只能干些边角碎活，拿不到满分。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或多少粮）取决于年底生产队的收成和决算，年头不好时，一个工分可能只值几分钱甚至更少。
口粮更是紧紧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国家给知青定的口粮标准（原粮）大约是每月三十多斤，但这需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