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高原河谷的午后，时间如同凝固的、混浊的冰，在惨白的天光下缓慢地流淌，粘稠，滞涩，带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近乎实质的沉重。阳光虽然勉强悬在峭壁切割出的一线天上，却早已失去了任何温暖的假象，只剩下一种冰冷的、白晃晃的、如同手术无影灯般的、残酷的照明功能，将河谷里的一切——那扭曲的卡车残骸、侧翻的吉普、凝固的血泊、渐渐冰冷的尸体，以及三个尚且残喘的、被绝望和恐惧逼到悬崖边缘的生命——都照得无所遁形，纤毫毕现。
空气凝滞不动，寒冷如同无数根冰冷、浸透水的细针，从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地刺入早已麻木的皮肤，深入骨髓，带走最后一点可怜的体温。呼吸变得艰难，每一次吸气，冰冷的、带着浓烈血腥和腐败气味的空气冲入肺叶，都带来刀割般的刺痛和更深的寒意。只有河谷口偶尔挤入的、短促尖利的风声，如同垂死者喉咙里最后一点不甘的呜咽，提醒着这片死寂中，还有那么一丝属于“外界”的、冰冷残酷的流动。
火焰，彻底熄灭了。最后一点枯草和细枝早已化作灰白的余烬，在石灶底部了无生气地堆着，偶尔被微风拂过，扬起一小撮微不足道的、带着死亡气息的灰烟。那点曾象征着温暖、清洁和渺茫希望的橘红色光晕，如同一个短暂而虚幻的梦，彻底消散在冰冷的现实里。河谷重新被绝对的、物理意义上的寒冷和灰白的光线所统治。
shirley杨跪在王胖子身边，那个敞开的、墨绿色的军用急救箱摊开在她面前的冰冷地面上。箱子里，那些码放整齐、标签冰冷的药品和器械，在惨白的天光下，不再仅仅是“可能的希望”，而是变成了一个具体、冷酷、充满未知风险的、即将被执行的“判决”。
她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手中那支绿色标签的注射液上。玻璃瓶冰凉刺骨，透过透明的液体，可以看到里面没有任何沉淀，清澈得近乎冷酷。标签上的外文和化学符号，对她来说依然是无法解读的天书，但此刻，它们代表的含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疤面”临死前挤出的那几个字——“绿标……静脉……一次一支”。这就是她得到的、来自敌人的、关于救命的唯一“神谕”。
真的要用吗？真的要把这未知的、来自死敌口中的、可能是毒药、可能是安慰剂、也可能是真正救命稻草的液体，注入胖子那已经濒临崩溃的血管里？
这个念头带来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着她的心脏，让她握着药瓶的手指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几乎要拿捏不住。她不是医生，没有受过专业的医学训练，只有最基础的急救常识。静脉注射，尤其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对一个深度昏迷、严重感染、可能伴有循环衰竭的病人进行静脉注射，风险极高！找不到血管怎么办？注射部位感染怎么办？药物过敏或毒性反应怎么办？剂量错误怎么办？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立刻要了胖子的命，让她从一个“试图救治者”，变成亲手终结同伴的“刽子手”。
“姐姐……”泥鳅蜷缩在她身边，用那只完好的手臂，紧紧抱着一小团从急救箱里找出来的、相对干净的脱脂棉球和那瓶只剩下小半的、散发着刺鼻酒精味的消毒液。孩子的小脸惨白，眼睛红肿，因为极度的恐惧和寒冷而不住地打着哆嗦，但他还是努力按照shirley杨之前的吩咐，准备好“可能”需要的东西。他看着shirley杨手中那支绿色的药瓶，又看看王胖子灰败死寂的脸，眼中充满了无助的、近乎祈求的光芒。对他来说，姐姐手中那支“药”，是胖叔能“动一下”、能“睁开眼睛”的唯一希望，尽管这希望背后是无边的恐惧。
shirley杨的目光，从药瓶移向王胖子的脸。那张脸，此刻在灰白的天光下，呈现出一种更加骇人的、介于生与死之间的临界状态。灰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