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为因素大。很多地方不是在琢磨怎么把项目做好，而是在琢磨怎么把报告写漂亮，怎么把关系走通。
“今年要改。”他说得很坚定，“我们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分配机制，用数据说话，用效益说话。”
“真的能改吗？”老陈怀疑，“牵涉利益太大了。”
“不改不行。”林万骁放下筷子，“你们想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该建的项目没钱建，不该建的项目一堆钱。资源错配，效率低下，最后受损的是国家，是老百姓。”
下午的会议，林万骁带来了新思路。
“我建议，今年试行‘因素法分配’。”他在白板上写下一串公式，“就是把投资分配量化成几个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绩效因素。每个因素赋予不同权重，最后算出每个省应得的额度。”
他详细解释每个因素：
“人口因素，按常住人口比例分配，体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地理因素，考虑国土面积、地形复杂度，体现建设成本差异。”
“经济因素，不是越富越多，而是越穷越多，但要设置上限，防止‘养懒汉’。”
“绩效因素，最重要。看去年资金使用效率，看项目完成质量。干得好的多分，干得差的少分。”
这个思路很新颖，会议室里议论纷纷。
“林主任，这个‘绩效因素’怎么量化？”有人问。
“我们正在开发一套评价系统。”林万骁让工作人员演示，“各省申报项目时，要同时承诺量化目标，比如一条路，要承诺解决多少人口出行，降低多少物流成本；一个水利工程，要承诺灌溉多少农田，防洪标准提高多少。年底考核，完成情况作为下年分配依据。”
“那如果完不成呢？”
“扣分。严重的话，减少下年额度。”林万骁说得很硬，“不能光要钱不办事。”
东部省份的代表们脸色有些凝重。他们习惯了按经济规模拿钱，现在突然要考核绩效，压力大了。
“林主任，这样会不会太机械？”江苏省的李晓梅委婉地说，“有些项目的社会效益很难量化。比如文化设施，比如生态保护，这些是长期效益。”
“长期效益也要有评估方法。”林万骁说，“我们不是唯gdp论，但要有效益观。花了纳税人的钱，总要有个说法，这钱花得值不值？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他看向所有人：“我知道，这个改革会触动很多利益。但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发改委手里的钱，是谁的钱？是老百姓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我们要对这些钱负责，要对老百姓负责。”
会议室安静下来。
林万骁继续说：“今年是试行。我们先选几个领域试点，农村公路、小型水利、基层医疗设施。这几个领域项目相对标准化，容易量化评估。如果试点成功，明年推广到更多领域。”
“试点省怎么选？”
“自愿报名，但有名额限制。”林万骁说，“东部、中部、西部都要有代表。我要看看，在不同发展水平下，这套机制能不能适用。”
散会后，林万骁回到办公室。秘书跟进来说：“主任，下午有好几个省的代表想单独见您。”
“说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想多要钱呗。”秘书苦笑，“都带着厚厚的补充材料，说自己的项目如何如何重要。”
“一律不见。”林万骁摆手，“告诉他们，想要钱，把项目做实，把效益算清。光会哭没用，得会干活。”
话虽这么说，但林万骁知道，改革不会一帆风顺。
果然，第二天开始，各种电话、拜访、说情就来了。有老领导打招呼的，有地方主要领导亲自打电话的，甚至有通过其他部委递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