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提出要‘压缩审批时间，提高服务效率’。怎么到了具体项目上，反而层层加码呢？”
周振华接过材料，翻了翻，没有说话。
“这样吧，”林万骁放缓语气，“现场办公的事，你再考虑考虑。但方案修改不能再拖了。你安排一下，下午开个协调会，把省里、司里、相关处室都叫上，有什么问题当面解决。”
“好的。”周振华起身离开。
门关上后，林万骁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典型的“技术官僚软抵抗”，不公开反对，但用程序、用细节、用专业壁垒，让你寸步难行。
这是他在地方从未遇到过的情况。在西明，他是市委书记，说一不二；在这里，他虽然是副主任，但司长们深耕多年，有自己的人脉和做事逻辑，不会轻易改变。
怎么办？硬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妥协？那改革就无从谈起。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产业发展司赵立军。
“赵司长，半导体基地项目的设备国产化率，你们司有标准吗？”
“有一个指导性意见，但非强制。”赵立军在电话里说，“一般来说，研发平台鼓励用国产设备，但考虑到研发需求，也可以适当进口先进设备。具体比例，要看平台定位。”
赵立军顿了顿：“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基础工艺研发，国产设备够用；如果是前沿技术探索，可能确实需要进口设备。，可能是想支持国产设备产业，但省里的顾虑也有道理。”
明白了。周振华在用技术标准来实现政策目标，通过设定高国产化率，倒逼省里支持国产设备。但这个目标，不应该由审批环节强行设定，而应该通过政策引导。
“好，我知道了。谢谢。”
挂断电话，林万骁有了主意。既然对方用数据、用程序，那他也用数据说话。
“小陈，”他叫来秘书，“两件事：第一，调取近三年海关进口光刻机、刻蚀机等半导体核心设备的数量和金额数据；第二，联系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近五年半导体设备相关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情况，分国内和国外。”
“是，我马上去办。”
三天后，数据齐了。
林万骁看着手中的报告，触目惊心：过去三年，中国进口半导体设备金额年均增长35，2022年达到380亿美元，其中光刻机进口额占比超过40。而同期，国内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总营收，不到进口额的十分之一。
专利数据更明显：在半导体核心设备领域，国外企业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是国内企业的五倍，且在关键技术上的专利布局严密，形成了高高的专利壁垒。
他把周振华、赵立军，还有委内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
“各位看看这些数据。”林万骁把报告发下去，“我们的半导体设备进口依赖度超过90，而且还在上升。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审批研发平台项目时，还一味要求用进口设备，是不是在加剧这种依赖？”
周振华看着数据，眉头紧锁：“林主任，这些数据我知道。但问题是，国产设备在精度、稳定性、可靠性上，确实和进口设备有差距。研发平台如果用国产设备，可能会影响研发水平。”
“那我们就应该支持国产设备提升水平，而不是回避问题。”林万骁调出另一份数据，“这是中微公司、北方华创等国内设备企业近三年的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50。他们缺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应用场景。”
他转向赵立军：“赵司长，产业发展司是不是在制定‘国产首台套’设备应用支持政策？”
“是的。”赵立军点头，“我们正在研究，对首次应用的国产重大技术装备，给予保险补偿、税收优惠等支持。”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