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生產秩序，以及农具、粮种、牲畜等生產资料外，基本口粮的救济补助，仍然是一笔巨大的花费。
但问题是，粮食不比其他，需要一轮又一轮的耕种经营、收穫与储存，不是需要了，立刻就能从地里长出来。
隨著严冬的深入，秦国官府这边，也有些无以为继了。倒不是官仓之中一点余粮没有，只不过，剩下的钱粮，首先得供应秦国官府、军队及勛贵之耗，这是维繫统治之必需。
说白了，经过三国大战的消耗后，穷困潦倒的政权，根本没有能力给全关中的臣民托底。
但是，与燕晋两国相比，秦国的士民百姓，是该感到庆幸的，数十年来，何曾碰到如此积极、深入賑济平民的官府？
或许黔首们遭受的剥削与歧视是相同的，甚至在秦国这边要更加严苛，自由更是严重受到限制。
但至少在灾难降临之时，这个苟氏的政权，还是会採取这些有力且有效的措施予以救助，即便此次关中士民遭受的苦难，本就源於秦政权。
然而，官府不就是这个尿性吗？世间岂有温情脉脉的王权统治？
为了解决粮荒问题，君臣还是积极开动脑筋，苦思办法，但事实上，办法並不难想。
百姓依山傍水，自力更生的方法姑且不提，就官府賑济这一块儿，思路是简单而明確的：官府无粮，找有粮的要就是了。
由丞相郭毅亲自牵头主持，以朝廷的名义，向关中豪右借粮，並配以一成的利息，约定两年为期归还。
而这条极其强硬的，带著强迫性质的“借粮条款”，落实得相当顺利，关西豪右，在长安政策出台之后，不管心头作何感受，大多表示配合。
少则两三千斛，多则上万解，短短半个多月时间，便在雍秦各郡，借得麦粟总计四十余万斛。
这些口粮，若要覆盖关中士民所需，自然不现实，但足以起到一个撬动、托底的作用，让秦国官民能够安安稳稳地支撑更长时间。
坚持的时间越长，恢復的速度越快，危机也能逐步得到缓解
“借粮政策”的顺利且成功，其背后折射的意义，也是相当重大的。不管关西的豪右们心中作何感想，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博弈、交换与震慑之后，关西各家至少表面，已为苟政所驯服。
即便很多豪右，仍然將此次“借粮”，当做是一次有借无还的摊派，一张上船的船票。
当然了，已经上船的邓、王、杜、韦、段、郭、赵、徐等关西秦臣氏族，他们的积极配合与表率作用，还是很突出的。
函谷大捷，对这个新兴政权的积极影响，儼然正在持续作用中，击败了晋军正朔的同时，也打出了秦国的魂与运。
回头来看，这场三国混战前后，秦国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大抵在於內部始终保持著一个基本的稳定，不似过去，总是伴隨著频繁的內部动盪乃至叛乱。
不论是大战期间，还是战后的善后处置上，种种问题，重重危机，但始终处在一种受控的状態之下。
而这本质上，是政权对治下户口严密而强大的控制力，尤其是军户与屯户，只要这两大群体不出乱子，秦国就乱不了，这两者，早已成为秦政权的基石力量。
王朝的蜕变，也集中体现於此次大战。
而不管是从天下大局，还是从秦政权本身来说，正统四年，都堪称一个分水岭！
困难再多，生计再难，日子总得过下去，於民於官，皆是如此。
冬至日。
原本蚁聚在长安近郊的难民，已然散去了，这场冬灾，长安城外最多聚集著三万人以上的难民。
不过，隨著各郡县官吏奉召来京，领取到长安发放的救济粮，也顺带著把难民带还乡里。
长安清净了，天下似乎也太平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