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去制衡桓温？
別说制衡了，倘若战局进一步恶化，就算司马昱等人再不乐意，也得遣使溯江而上，
去江陵请桓征西勤王了
殷浩，千古罪人！
可以说，东晋在长江以北的局面彻底糜烂，弥时数年，靡耗无数军民財物力，所得成果，悉数付诸流水，姚襄將“殷浩北伐”乃至东晋朝廷身上的遮羞布给一把扯下，暴露了个彻底。
不过，当此之时，追究殷浩责任，似乎成了一件次要的事情，对健康朝廷来说，没有比稳住甚至扭转江北局面，更重要的了。
当然其中也有司马昱等人刻意冷处理的意思在里边，不管怎么样，殷浩这个大名土，
都是司马氏以及江东土族共推出的“抗桓”先锋。
台柱子虽然倒了，却也还不急於搞清算，还得看局势发展。
而谢尚，在守备之事上，也的確给力，或者说普国的士族门阀们，在面对外敌入寇之时，还是格外团结，分外卖力，兵员、器械、舟船、粮秣，迅速从江南各地向长江沿岸州镇输送。
又有谢尚这个士族领袖亲自到歷阳坐镇指挥，鼓舞士气，在一阵鸡飞狗跳之中，长江防线总算稳定下来。
不过，这条防线强度如何，就需要经过时间与战斗的检验了。
在谢尚忙著建立长江防线之时，姚襄又在做什么呢？就八个字：攻城略地，招降纳叛。
他以合肥为中心，四处发兵，搜刮军辐，同时大量招募流民、侨民，部队飞速膨胀很快在淮南，其手下兵民眾便达七万余眾。
依附他们的淮南民眾中，有许多赵末之后，新近南迁的中原士民，他们南下之后，大多得不到妥善安置，许多人只能在江北的侨州、侨郡中苦苦挣扎，饱受排挤与欺辱，日子过得很苦。
姚襄的到来与招揽，对这些中原流民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这个世道，
当顺民永远別想过上好日子。
对新依附的这些流民眾，姚襄除了挑拣精壮充入军中，余者悉数转移到芍陂周遭，甚至守宰，进行屯由。
对江北其他郡县的普国將吏，姚襄也积极遣人联络收买，只要愿意归附的，全部升官发財。 在姚襄的收买之下，还真就有不少东晋官吏，选择投靠姚襄，毕竟这时候姚襄看起来的確势大，完全一副能打过去的样子。
更何况，接受姚襄委任，並不代表完全投身，只是为避姚军攻击，所採取的权宜之计罢了。
一旦形势有变，易帜反正即可。届时，只需换个说辞，便可成为忍辱负重、坚守抗贼的大晋忠良。
这种情况，再寻常普通不过了，过去几十年的东晋大小动乱之中，此类事件，更不胜枚举。
当姚襄摆出一副要在江北久留的架势，那一系列的军政举措传开之后，建康朝廷深表担忧。
倘若真让姚襄在江北站稳了脚跟，那他们就將长期饱受姚军攻略，那简直是踩在了晋国的腰眼上。
届时满朝公卿恐怕都得寢食难安，毕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姚襄就打过江来了。
基於这方面的忧虑，眼见著长江防线日渐稳固，建康朝中又有一股声音开始抬头。
那便是，敦促谢尚出兵，击败姚襄，將他赶回淮北，至少也得收复合肥，不能让姚襄那般顺顺利利在江北招抚发展。
不过这种声音，传过长江，便被谢尚直接掐掉了。无谓的忧虑，虫般的噪，谢尚怎会听。
身肩重任的谢尚，脑子可清醒著，他若再败，长江防线崩溃，哪怕没有水师，那姚襄也能打进建康城去。
江北再乱，不伤命脉，江东若被姚军侵掠一波，动摇的可就是东晋的根基了。
因此，短时间內，坚守江北诸堡，拱卫建康，徐图反击，才是济危救难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