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苟雄紧急调兵弹压之下，迅速平息，但略阳叛乱，影响极其恶劣。
要知道，略阳可是苟氏兄弟的老家，当初苟政取得廓县大战胜利，关中震镊，但最积极投效的，便是以“苟氏乡人”身份自居的一干略阳豪强。
如今，带头对抗长安新政，甚至不惜以武力对抗的，还是略阳人，即便真正领头的是一些居心回测的羌氏戎狄，但传將开来，给世人呈现的依旧是，苟政连自己乡人都无法摆平，可见其政不得人心
而究其原因，竟是苟政那一系列侵犯士民的苛法暴政，如果说“丁税制”还有值得商权、討论、妥协之处，那么郡县苟军对地方豪右利益之侵犯，则是赤裸裸的了。
见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尤其是地方以及苟氏集团內部一些有识之士的提醒，苟政也终於从长安给各地的军头们发了一道严令，不许再肆意圈地乱民，违者军法处置，再搞出乱子，那就先诛乱法之徒！
这个时期，苟政在各级苟军將土心自中的权威已然建立，他如此认真、
严厉下令，地方官兵终於有所收敛，尤其是那些军官，毕竟，哪里出了乱子，下边的兵土或许可以“法不责眾”，他们这些军头可逃不掉。
当郡县苟军停止肆意圈地之后，地方的局势方才逐步缓和下来，然而经此一事，空气中紧张的气氛却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的，军民对立的局势也不知要额外费多少精力去化解。
尤其是，对郡县將士已经圈定的土地，苟政却没有第一时间拿出一个明確的说法，是还，是占，提都没提，只是禁止继续圈地，並严格执行监督：
也正是从长安的严令之后，关中地方郡县的军功授由方才进入一个快车道，无他，军队手里有了“可分配”的田土
苟政在对官兵圈地占田处置上的一些暖味態度，也缘於此。 一方面，他知道完全让地方官兵老老实实自行开荒辟野，是不大现实的事情，因此允许一定范围的“圈地”，也是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圈地占田也要有个度，一旦引起地方豪右士民的反抗，造成对立，激化矛盾，破坏治安与生產，那也是得不偿失。
结果嘛，这个度果然没把握好，也就是略阳叛乱，让苟政及时警醒，並採取果断措施，否则大好局面一朝葬送，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实上，即便没有略阳叛乱与地方此起彼伏的军民衝突，哪怕不考虑关中大局与民心向背，苟政也不可能容许地方官兵肆意圈地。
他还得顾忌中军將士的感受，毕竟在苟政与都督府的主导之下，中军將士的授田在整体上是受到约束的，他们尚且不能肆意圈地，怎么功劳、能力、地位次一等的地方官兵，却能肆意妄为，吃饱喝足，岂非倒反天罡？
於是，综合各种因素，苟政最终的选择仍然趋於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足以维持一个勉强的稳定。
苟政都要时时妥协，其他人亦然！
由此可见，苟氏统治下的关中，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矛盾体。不说苟氏车政集团內部，就谈与地方豪右之间的关係，在苟政推行的整合究治关中的政策上，双方是矛盾对立的，但在恢復治安、发展生產的大方向，双方又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种矛盾与对立之中，苟政带领关中一步步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只是时代背景下的一道缩影。
当然，所谓矛盾，本质上还是利益衝突，在当前的关中，有限的人口、
耕地及其他生產资料条件下，苟政要著手建立一套新的统治体制，要满足魔下文武將士的利益，侵占关中其他势力利益是必然的事情。
或许在关中持续恢復，利益盘子逐渐扩大，到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得好处的时候，当前的矛盾自然而然便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