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到秋冬，总归是没问题的。
等到秋时，还有一轮秋收，依河东各地的耕作规模，届时的產出要更多。夏粮都分一杯羹了，秋收之时，准备充分之下，就更不可能干看著了。
当然，还要不要採取夏收时的强硬手段，苟政也在琢磨，那得根据情况来，怎么也得“包装”一下。作为河东军民的新主人，收取一份基本的“赋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鑑於此，在五月癸丑(28日)，苟政亲自写了一份《告河东军民书》，布告河东军民，对於那些有名望、有实力的豪强，还遣收降的河东僚属，亲自携文登门拜访，表达龙驤將军的“善意”。
在《书》中，苟政表现了一番对晋室、对中国礼仪统治的追忆与怀念，又重点描述暴羯统治下北方各族百姓水深火热、艰难困苦的黑暗现状，再回溯他们这些人起义的初衷与目標
总结地讲，苟氏义军北上，是欲拯河东黎元於倒悬，使他们脱离羯赵残暴统治，是完全正义的事情。不管別人怎么看待，首先得把自己摆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当然，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向全河东军民宣告，河东郡的天改了，主人换人了。並且，苟政大方地施恩於河东士民，下令將羯赵朝廷制定的一切带有掠夺、压榨性质的各种苛捐杂税，悉数废除。
这当然不是苟政假大方，只不过，他对河东的统治只是名义上，是极其脆弱的，尤其对於那些占据了大部分人口、熟地的豪强，是毫无约束力可言的。
而想要真正获得对河东郡的统治权，这些豪强是绕不开的，若是不能制服这些地主豪强，那他的统治就永远停留在一种初级阶段，有如空中楼阁，一推就倒。
对河东郡的士民豪强，建立一套合理的沟通交流以及管理机制，是苟政筹谋欲为之事。《告河东军民》书，表明其政治態度的同时，也是投石问路的办法，是继“夏粮衝突”之后，寻求一种妥协、合作的举措。
而这份告示的作用，在五月底，实则还不明显，但隨著时间的推移，隨著苟氏集团在河东扎下根来，就慢慢显示出威力来了。
苟政在《告示》中表达的那些事情，对当下的北方士民，尤其是中国士民，是极具號召力与蛊惑力的。羯赵的统治，尤其是石虎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粗暴的，北方士民，不论是士族豪强，还是黎民黔首，乃至羯人之外的胡族，无不深患其害，饱受苦楚，愤恨之情，反抗之心，从未熄灭过。
当初梁犊率高力举事之时，除秦、雍戍卒外，踊跃襄聚的，可有大量关內豪强士民，而河东的士民，对此，可不是无动於衷。 只不过，梁犊声势浩大，席捲而东，却终为羯赵一战破灭，这不得不让北方的士民豪强警醒，热情也是得分时候的。
另一方面，梁犊义军在后来的所作所为，可是瞒不住的，那种不分敌我，肆意掳掠杀夺的做法，比之羯赵也好不到哪儿去，自难得人心。
而苟氏集团，虽然越来越多打“晋臣”的旗號，但“梁犊余党”的身份，可没有那么容易就摆脱。攻略河东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都证明，这“苟龙驤”，也並非一正直良人。
即便有这些顾忌因素，河东郡士民们对苟政、苟军的態度，依旧有很大的改观，尤其是对那些有一定渊源传承的“留守士族”来说，苟政是值得观望的，比如解县的柳氏，汾阴的薛氏。
看梁犊起义之后是怎么做的，苟政入安邑之后又是怎么做的，对於有学识、见识的人来说，一封《告河东军民书》至少能证明这不是一个只会烧杀掠夺的贼酋。
至於怀有多大的志向与器量，则仍需观察。
对一般的豪强而言，苟政发文，在与他们共情，激起他们对羯赵朝廷的仇恨反抗之心之余，对其废除羯赵掠夺政策的行为，是分外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