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初号”实验成功的余波，如同在科学界投入深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一圈圈扩散。来自中国空间站的、关于微重力对生命早期过程影响的开放数据，正被全球数十个顶尖实验室下载、分析、验证，引发着一轮又一轮新的学术讨论与论文发表。“星海基金会”和“前沿探索院”的学术声誉，尤其是其在推动空间生物学数据开放共享方面的姿态，赢得了国际学界广泛的赞誉。然而，就在这科技探索高歌猛进的背景音中，另一场静默无声、却可能更加深刻、触及人类文明根基的思辨风暴，正在“前沿探索院”内部酝酿、发酵。
这场风暴的源头，并非来自外界质疑，而是孕育于“女娲”项目组内部一次例行的、旨在“激发跨领域思维碰撞”的周末学术沙龙。沙龙的主题原本是“合成生物学在极端环境下的应用伦理再思考”，由赵潇旋主持。参加者除了“女娲”、“伏羲”、“嫦娥”项目的核心青年科学家，还邀请了来自哲学、法学、社会学领域的几位特邀顾问。
讨论起初围绕“嫦娥”项目的封闭生态系统、以及利用合成微生物改造地外环境的伦理边界展开，气氛理性而热烈。但当话题被一位年轻的“女娲”项目合成生物学家陆云帆博士，一个看似不经意的提问引向一个未曾预设的方向时，沙龙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而凝重。
“各位，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改造环境’、‘适应环境’的伦理，”陆云帆推了推眼镜，声音不高，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异常清晰，“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不是改造火星来适应地球人，而是反过来，利用我们已经掌握和正在飞速发展的生命编程技术，去‘改造’人类自身，创造出更能适应地外极端环境（如火星低重力、高辐射、稀薄大气）的‘新人类’或‘人类增强版本’呢？”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抛出了一个更加具体、也更加惊心动魄的假设：“更进一步，如果在未来的月球或火星基地，第一个完全在那里受孕、孕育、出生并成长的孩子——我们可以称其为‘星童’——他的基因组，是否需要、或者可以被进行特定的适应性优化？比如，增强骨骼密度以对抗低重力导致的骨质疏松，提高dna修复能力以应对强辐射，甚至改变心肺系统效率以适应稀薄大气？如果答案是‘可以’，那么，这个‘星童’，在法律上、伦理上、乃至在‘人类’这个物种的定义上，究竟属于什么？地球原生人类’的关系是什么？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
会议室里出现了长达十几秒的绝对寂静。只有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嘶嘶声。所有人都被这个大胆到近乎骇人、却又逻辑严密地指向未来的假设给震住了。这不是科幻小说的空想，而是基于“女娲”项目在生命编程、“伏羲”项目在脑机接口、“嫦娥”项目在地外生存技术上的真实进展，所推导出的、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就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的伦理困境。
一位来自哲学系的特邀顾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哲人特有的沉静与沉重：“陆博士提出的，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关于‘人类’本体论与目的论的终极拷问。我们所有的伦理、法律、社会制度，都建立在‘人类是地球上自然进化产生的、具有特定生物性约束的物种’这一前提之上。一旦我们开始主动、大规模地按照非自然选择的蓝图来‘设计’人类，尤其是为了适应一个非地球的环境，那么，‘人类’这个概念的边界，将从根本上变得模糊。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明身份认同的危机。
“但这也是生存的必然！”一位“嫦娥”项目的年轻系统工程师激动地反驳，“如果我们真的想成为跨行星物种，而不是永远被束缚在地球摇篮里，那么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包括生物技术）来确保我们在新世界的生存与繁衍，难道不是最高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