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长生和赵潇旋在京都西山深处，将“星火”的命运之锚深深抛入国家航天事业的星辰大海之时，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布鲁塞尔，乃至华尔街的某些隐秘角落，另一场围绕“未来”的博弈，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悄然升级，并在“天穹”系统庞大的全球信息网络中，投下了新的、形态更为隐晦的阴影。
“老板，‘天穹’全球舆情与政策动态监控模块，在过去72小时内，捕获到三个高度关联的异常信号。”林凡的声音从“长生中枢”的加密线路传来，背景是数据流刷新的微弱噪音，他的语气比处理寻常商业危机时更加凝重，“这次，他们换了赛道，瞄准了……太空。”
“讲。”陈长生坐在“前沿探索院”地下新设立的、与航天工程中心直连的保密通讯室内，面前是“天宫-生命”项目的初步实验规划草案，但他立刻将注意力转向了林凡的汇报。
“第一，政策信号。由美国参议院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下属的‘太空与科学小组委员会’牵头，联合了数位在军工、科技领域有深厚背景的两党议员，提出了一份 《2025年太空生物安全与竞争力法案》 的讨论草案。草案核心有三条：1 要求nasa、国防部等机构，建立对‘非美国实体’在轨生物实验活动的‘全程监控与风险评估机制’；2 倡议制定 ‘国际太空生物材料与数据跨境转移自愿性准则’，并暗示未来可能将遵守该准则作为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太空合作项目的‘优先条件’；3 授权设立‘太空生物技术安全基金’，重点资助美国公司研发 ‘具有生物安全防护功能的封闭式太空生命科学实验平台’。”
陈长生眼神一凝。这不再是针对“长生”某个具体技术的攻击，而是试图在太空生物这个新兴领域，抢先定义规则、设置准入门槛、并打造排他性的技术标准。将地面上的“实体清单”思维，延伸到近地轨道乃至更远的深空。
“第二，学术与舆论造势。”林凡继续道，“几乎在法案草案流出的同时，《科学》杂志在线版发表了一篇由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几位太空政策与生物伦理学者联合署名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星辰之菌：太空生物实验的伦理、安全与治理挑战》。文章看似客观探讨，但大量引用对‘某些国家’太空生物实验‘透明度不足’、‘可能带来不可控的地外生物污染风险’的‘担忧’，并强烈呼吁建立由‘拥有成熟监管体系和丰富太空经验的民主国家’主导的‘国际太空生物安全治理框架’。文章在专业圈层和科技媒体引发热议，风向被明显引导向对新兴太空国家生物实验的‘警惕’。”
“第三，商业联盟动向。”林凡调出另一组数据，“由‘奥丁资本’间接控制的几家美国太空生物技术初创公司，联合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旗下相关部门，以及欧洲空客防务与航天公司，宣布成立 ‘太空生物制造与生命保障联盟’。联盟宣称将共同开发‘下一代、符合最高安全标准的空间站及深空生命支持系统模块’，并已向nasa和esa提交了合作意向书。值得注意的是，联盟的成立宣言中，特别强调了其技术将遵循 ‘开放、透明、负责任’ 的原则，并‘欢迎志同道合的全球伙伴加入’——这几乎是对我们‘星火’开放理念的针对性模仿和话语权争夺。”
陈长生沉默地听着。对手的反应速度和对新战场的敏锐度，超出了预期。“奥丁”不再纠缠于地面上的制裁与污名化（那并未撤销，但似乎成了背景噪音），而是迅速将战场开辟到了“长生”刚刚踏入的、代表未来的太空领域。他们试图用“安全”、“规则”、“治理”这些政治正确的话语，在太空生物这个蓝海中，提前筑起一道无形的、但可能更坚固的壁垒，将“长生”和中国航天排除在核心圈层之外，或者至少，将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