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说的‘非对称性谣言传播’乃至更复杂的网络风险？尤其是，为什么你认为宣传部是主导这一切的最合适主体？”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凡身上。
任贤递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林凡深吸一口气，摒弃了所有套话和虚词，开始用最精炼、最技术化的语言进行阐述：
“吴处长，各位领导，我认为核心在于‘数据’、‘研判’、‘指挥’三个环节的闭环打通。”
“首先，数据是基础。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最大的痛点就是数据碎片化。通管局有网络流量和接入数据，公安有网络安全和案件数据，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有内容管理数据，而我们宣传部掌握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态势。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标准不一，权限分割，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而谣言和网络攻击恰恰是跨平台、跨域流动的。没有一个平台能汇聚这些数据并进行关联分析，我们就永远是盲人摸象，被动挨打。”
“其次，研判是关键。汇聚数据不是目的，目的是从中发现规律、预测风险、精准溯源。这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持和完善的算法模型，比如我内参里提到的传播路径分析、情感计算、集群行为识别等。这需要建立一个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持续迭代的分析体系，而不是某个部门临时抽人、看看报告就能完成的。”
“最后，指挥是落脚点。发现问题后，需要快速决策、精准处置。该删帖的删帖，该辟谣的辟谣，该查处的查处。这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指挥中枢，能够协调各方力量，统一指令，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
说到这里，林凡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坚定：“为什么这个平台和机制必须由宣传部主导？原因有三。”
“第一，职能定位。宣传部是党委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职能部门，网络空间管理核心是意识形态斗争和舆论引导。这决定了平台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而不是单纯的网络安全或通信管理。由宣传部主导，才能确保平台的建设方向和应用场景不偏离核心目标。”
“第二，中立性与协调性。相对于通管局、公安厅，宣传部作为党口部门相对超脱，与具体行政执法和行业利益牵扯较少，更容易站在全局角度进行协调，更能取得其他部门的信任，从而更有可能打破部门壁垒。”
“第三，决策效率。舆情处置往往争分夺秒，需要快速做出政治判断和舆论引导决策。宣传部门长期处在一线，对舆论敏感性和政治性的把握更具优势，由它主导的指挥机制，能够更快地将技术发现转化为政治行动和舆论应对策略。”
林凡的阐述条理清晰，层层递进，既有宏观视野，又有技术细节，听得吴处长频频点头，他带来的两名助手更是运笔如飞，记录不停。
“我明白了。”吴处长沉吟道，“你的意思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平台，而是一个融数据汇聚、智能分析、会商研判、应急指挥于一体的政治-技术复合型平台。宣传部的主导权，源于其政治职能和协调地位，而非单纯的技术能力。”
“正是如此。”林凡肯定道，“技术是工具，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平台可以建在通管局或信息中心，甚至依托第三方，但它的管理权、指挥权、数据的调度使用权，必须归于一个能够代表省委进行意识形态综合协调的机构。现阶段，这个机构只能是宣传部牵头形成的机制。”
吴处长和任贤、王建军交换了一个眼神，显然对林凡的回答非常满意。这番论证，为政研室报告中将“建立由宣传部牵头的协调机制和平台”作为核心建议，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