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一层，绝密医学研究区深处，气氛肃然。
一间经过特殊改造、集重症监护、精密监测与无菌操作于一体的复合型医疗实验室内，江辰与一支经过最严格筛选、忠诚与专业皆无可挑剔的内核医疗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校验。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与精密电子设备特有的混合气息，冰冷而凝重。
巨大的弧形主控屏上，分割显示着复杂的设备状态参数、环境监测数据，以及一个经过多重加密的虚拟通信界面，随时准备与节点连接数。
室内一角，数个恒温恒湿的特制保险柜内，存放着封装在特制石英安瓿中的“青禾一号”原始样品及不同稀释度的实验制剂，每个容器都带有唯一编码。
江辰站在主控台前，目光平静地扫过各项数据。
刘振国将军为他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授权与框架，也带来了更沉重的责任感。
他明白，从动物模型到人体，哪怕是最初步的安全性探索，也是质的飞跃，容不得半点差错。
“青禾一号”并非万能神药。它的内核作用是“优化修复、减少本源消耗”，这意味着它需要一个能激活的“修复程序”和一个尚存馀力的“修复系统”。
对于身体机能已彻底崩溃、修复潜力枯竭的终末期患者，或者损伤过于广泛、超越了任何修复可能性的情况，它可能无能为力，甚至因强行“赋能”而引发不可预测的风险。
因此，实验对象的选择，至关重要，也极度敏感。
江辰没有，也不能独自做出决定。
他将筛选标准、风险评估模型、以及初步的伦理考量框架，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通过加密渠道递交给了刘振国将军。
并明确表示：“最终人选，请专项小组审议决定。我方将严格按照批准方案执行，并提供全程技术保障与数据支持。”
这是最稳妥，也最明智的做法。
将“选择谁获得这次特殊机会”的政治与伦理责任，交还给赋予他这项权利的系统本身。
这既表明了他对规则的尊重，也最大程度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争议。
专项小组的行动效率极高。
几天后，一份绝密名单和相应的、经过模糊处理的病例摘要，被送达江辰手中。名单不长，只有五人，分为两类：
第一类，三名重伤军人。
对象a：特种部队军官，在一次边境排爆任务中遭遇意外爆炸，全身多处严重开放性骨折、内脏损伤、大面积烧伤，虽经多次手术保住性命，但因感染和多器官功能不全，长期卧床，生命体征不稳，传统医疗手段已近极限，预估生存期有限，且痛苦极大。
对象b：试飞员，新型战机极端测试中迫降失败，脊柱严重受损伴不完全性截瘫，肺部挫伤，反复感染。现有康复手段进展缓慢，神经功能恢复希望缈茫，且因长期卧床出现严重肌肉萎缩和心肺功能下降。
对象c：边防战士，巡逻时遭遇雪崩，严重冻伤、多发性复合伤，虽经抢救截肢保命，但残馀肢体血运极差，反复坏死感染，同时伴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重度抑郁，身体与精神均处于崩溃边缘。
第二类，两名绝症患者。
对象d：国家级科研单位骨干，四十馀岁，确诊罕见且侵袭性极强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病情进展迅速，已出现明显运动障碍和认知下降，现有药物仅能略微延缓，无有效治疔方案，预估将在数年内完全丧失功能直至死亡。
对象e：某重点国防工业单位老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