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能兑换成尽可能多的外币，存入瑞士或塞浦路斯的账户。
对“苏联”认同的彻底瓦解。
与彼得罗夫将军那种还残存着些许旧日荣誉感和对整体命运忧虑的军队将领不同，这里的精英阶层谈及“苏联”或“莫斯科”时，多半带着讥讽、冷漠或赤裸裸的掠夺心态。
“苏联的利益？”一个喝多了的工厂副厂长曾拍着桌子对江辰嚷道，“谁还管那个死人！现在是能拿多少拿多少的时候！莫斯科的老爷们拿大头，我们喝点汤不过分吧？”
这也解释了为何此地表面“物资充裕”——只要能弄来硬通货，全球的商品都能通过黑海运进来；
而本地工厂但凡还有点生产能力的，产品也都想方设法换了外汇或紧俏货。
这是一种创建在废墟之上的、极度不公平的虚假繁荣，如同用伪钞堆砌起的海市蜃楼。
真正的财富（工业技术、人才储备）正在被贱卖、流失，而大多数人沉浸在获得几张“伪钞”（贬值卢布或暂时能换到消费品的美元）的短暂狂欢或焦虑中。
“陈组长，”江辰转过身，眼神重新变得锐利，“我们之前的判断没错。‘县官不如现管’。
在这里，我们要找的不是州长，不是部长，而是南方机械厂的仓储主任、曙光设计局负责文档销毁（或‘保管’）的副所长、第聂伯大学物理研究所看门的老兵（他儿子在情报部门）……是这些真正掌握着钥匙，或者知道钥匙在哪的人。”
陈卫国点头：“波波夫那边透露了几个名字，和我们这几天打听到的能对上。
但接触这些人风险更高，他们要么更贪婪，要么更警剔。”
“所以我们的策略要变一变。”江辰走到桌边，铺开一张白纸，开始勾画，“第一，停止大面积撒网式的酒会社交，太浪费时间，也容易暴露真正意图。
集中资源，针对我们清单上最高优先级的目标，筛选出两到三个最有价值的‘关键中间人’或‘内部知情者’。
这些人不一定位高权重，但必须身处要害岗位，且有明确的利益诉求（比如急需美元出国、家里有重病患者、或者对现状极度不满渴望改变）。”
“第二，接触方式要更隐蔽、更直接。不再用‘商务合作’的幌子，而是通过波波夫或其他可信度较高的渠道（比如我们正在物色的本地可靠中间人），传递一个明确信息：我们有硬通货，对‘特定领域的历史技术文档’、‘不再使用的精密设备图纸’、‘富有经验但面临失业的专家团队’感兴趣，可以支付远超黑市价格的美元，并提供‘安全出路’（比如经由香港前往第三国的工作机会）。用利益和安全感双重吸引。”
“第三，”江辰顿了顿，声音压低，“货轮那边，让李远东加快速度，但不要直接靠港。
在公海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港口暂时停留。船上除了生活物资，把我之前清单上要求的‘特殊物品’（一些高级成衣、江记最新电子产品、甚至几辆二手车）也准备好。
这些东西在这里，比美元现金更能打动某些喜欢享受的官僚和技术负责人。
我们要用他们最渴望的东西，换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陈卫国快速记录，眼中露出赞同：“针对性更强，利益驱动更直接，风险相对集中。
不过，江总，这样一来，我们几乎就是在公开进行技术交易了，一旦被更上层的势力或者竞争对手察觉……”
“所以速度要快，动作要干净。”江辰接口道，“我们在这里不会停留超过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