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若有所思：“这让我想起公司上市前的一个关键决策——是追求短期股价，还是坚持长期研发投入。我们选择了后者，头两年股价低迷，但五年后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爆发了。”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员——一个叫林薇的女孩——分享的则是个人经历：“我本科学生物，硕士转ai伦理，因为我发现技术跑得太快，但关于‘应该怎么用’的思考跟不上。这个选择让我失去了很多高薪机会，但我认为值得。”
第一天的会议结束时，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在新技术的洪流中，中国需要的不仅是一流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更需要一流的“技术思考者”——那些能在技术可能性与社会需要之间、短期利益与长期价值之间、中国现实与人类共同未来之间建立连接的人。
陈欣的任务是主导“远见工具箱”的开发。她决定不从零开始，而是回到爷爷的笔记中寻找灵感。
夜深人静，她在酒店房间里重新翻阅那些已经烂熟于心的记录。忽然，她注意到一个贯穿始终的模式——爷爷在面对任何问题时，似乎都在问三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层：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技术事实）
第二层：这个问题会影响谁？（人的维度）
第三层：这个问题的解决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时间维度）
她迅速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并开始在笔记中寻找例证：
1972年修纺织机：第一层（齿轮磨损参数），第二层（停机影响工人计件工资），第三层（长期磨损原因及预防措施）。
1995年考虑女儿婚事：第一层（对方收入二十万），第二层（对方性格是否踏实可靠），第三层（这样的伴侣会带来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影响子孙后代）。
2016年回答孙女关于老桥的问题：第一层（桥梁结构状况），第二层（桥上居民的生活依赖），第三层（桥梁作为社区记忆载体的长期价值）。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用一生实践的三问法。陈欣激动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远见工具箱”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核心。
她连夜起草了一份框架草案，第二天带到会议上。
“我把这个叫作‘远见三问’，”陈欣在白板上写下三个问题，“面对任何重要选择时——无论是技术路线、商业决策还是个人生活——都可以问：第一，事实是什么？第二，这会影响到哪些人？第三，这个选择会导向什么样的未来？”
会场安静了几秒，然后一位院士率先鼓掌：“妙！大道至简！这比那些复杂的伦理框架更容易传播和应用。”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位政策研究者皱眉：“在真实世界中，决策往往时间紧迫、信息不全，哪有时间问这么多问题？”
陈欣早有准备：“正是因为时间紧迫，才更需要一个简单有效的思考框架。‘远见三问’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它的价值不是提供完美答案，是避免完全忽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问题。”
林薇举手支持：“在ai领域尤其如此。很多伦理灾难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是因为设计时只问了第一问——‘能不能做到’，没问‘应不应该做’以及‘做了会怎样’。”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小组决定以“远见三问”为基础，开发一套包括案例库、工作坊、评估工具在内的完整体系。陈欣负责案例库建设，她要找到中国各行各业中体现“远见思维”的真实故事。
调研工作把她带到了全国各地。在贵州山区，她拜访了爷爷笔记中提到的老工友的儿子——一位坚守偏远水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