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购买补给的白人男子。系统提示：面部特征与数据库中奥尔斯顿家族某非洲事务顾问有65匹配度，行为模式分析显示其多次在矿区安保人员常去的酒吧附近出现。
秦凤舞眼神未变，手指在操控台上快速输入指令：“目标标记为‘观察者-7’。提升监控等级至二级（近距离音视频采集）。分析其通讯设备型号与可能使用的加密频道。如有试图接触我方关键人员迹象，立即预警并准备隔离干预。”
指令下达。她接着点开另一个内部报告，是“影卫”亚洲小组关于赵山河家族近期动态的安全评估摘要。赵家内部稳固，无明显异常，但其在东南沿海的几处码头和仓库，近期有不明身份的船只进行夜间靠泊装卸，货物不明。报告建议增加对赵家核心成员的非 trive（非侵入性）外围安全关注。
秦凤舞批准了建议，并标注：“关注重点：货物性质及流向，是否对盟友构成潜在风险。信息同步给林清韵女士（仅摘要）。”
她的工作没有苏映雪那样充满谋略的戏剧性，也没有林清韵那般需要细腻的平衡艺术。这里是绝对理性的世界，以威胁评估和行动效能为唯一准则。每一个判断都关乎生死，每一个指令都要求精准。她享受着这种纯粹，也承担着这种纯粹带来的重压。腰侧那处熟悉的硬度，时刻提醒着她终极手段的存在，也提醒着她行使权力的边界。
沈墨心的战场则弥漫着另一种“硝烟”——油墨、羊皮纸和电子法条数据库的味道。她的办公室位于法务部同一层，但独立隔开，拥有独立的档案库和会议区。此刻，她正主持那个由她提议成立的“跨国资源企业合规狙击与反制策略”专项小组第一次核心会议。
与会者除了她团队的两位资深律师，还有通过加密线路接入的、分别位于伦敦、纽约和新加坡的三位外聘顶级法律顾问（费用由她的基金会支付）。会议语言是英语，话题高度专业且尖锐。
“……根据欧盟草案第73条模糊条款，‘未能证明供应链中不存在与武装冲突相关的严重人权侵犯’，监管机构有权采取‘适当措施’。‘适当措施’的定义极其宽泛，从要求提交额外报告，到限制相关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甚至罚款。”屏幕上的伦敦顾问语速很快，“关键在于‘证明’的责任和标准。我们可以从程序正当性和证据采信度两个方向准备抗辩。同时，主动发布我们自己在‘希望矿’所在社区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就业培训项目的第三方审计报告，抢占道德制高点。”
新加坡顾问补充：“亚洲方面，可以关注奥尔斯顿在印尼的镍矿项目。那里存在持续的土地纠纷和环保抗议。我们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渠道，向国际媒体和特定监管机构提供……经过严格法律审核的‘背景资料’，引导关注。但这需要极其谨慎，确保我们自身在任何关联中完全隐身。”
沈墨心专注地听着，不时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记录要点，或提出尖锐的问题。“提供‘背景资料’的匿名渠道，安全级别如何保证？一旦被反向追踪，法律风险如何隔离？”“我们自身项目的第三方审计，由哪家机构执行最能获得欧盟监管机构的潜在信任？费用不是问题，公信力和独立性是关键。”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形成了数条清晰的行动路径和风险控制节点。散会后，沈墨心独自留在办公室，将会议纪要加密存档，并开始起草给楚靖远和林清韵的简要汇报。她的笔锋冷静而缜密，将一场可能到来的法律与舆论风暴，拆解成一个个可以攻防的战术要点。压力巨大，但对她而言，这种在规则边界内构筑攻防体系的智力博弈，本身就如同一场令人沉浸的棋局。她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静如常。
赵芷蕾感觉自己像一颗刚刚被安装到庞大机器上的新齿轮，正在努力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