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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让在京城修建的豪宅，规模堪比皇宫，里面珍宝无数，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为了防止汉灵帝发现自己的僭越之举，张让还怂恿大臣向灵帝进言，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愚蠢的灵帝竟然信以为真，从此不再登上宫中的高台，也就无法看到张让等人的豪华府邸。
张让的权势日益膨胀，逐渐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
朝廷中的大臣，无论是三公九卿还是地方刺史，想要保住职位或者获得晋升，都必须依附张让，向他行贿。
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他，必然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在征讨黄巾军后班师回朝，张让私下向他索要五千万钱的贿赂，皇甫嵩性情刚正，坚决拒绝。
张让怀恨在心，便与赵忠一起向灵帝进谗言，诬陷皇甫嵩在三辅战场作战不力，浪费军粮。灵帝听信谗言，将皇甫嵩召回京城，削去其爵位，降职处分。
同样因为得罪张让而遭遇不幸的还有议郎刘陶。
刘陶是东汉末年的名士，为人正直，多次上书劝谏灵帝，指出宦官专权的危害。黄巾起义爆发后，刘陶更是直接上书，称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十常侍。
张让等人得知后，联合起来诬陷刘陶与黄巾军勾结，妖言惑众。
灵帝大怒，将刘陶下狱。在狱中，张让派人对刘陶严刑拷打，最终刘陶不堪折磨，死于狱中。
郎中张钧的遭遇则更为悲惨。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钧上书灵帝，直言“张角之所以能聚众作乱，万人响应，根源在于十常侍放纵父兄子弟、姻亲宾客盘踞州郡，搜刮百姓，百姓冤屈无处诉说，才被迫谋反。若斩杀十常侍，悬挂其首级于南郊谢罪，无需兴兵，叛乱自会平息。”灵帝将奏章拿给张让等人看，张让等人脱掉帽子、靴子叩头请罪，假意请求去洛阳诏狱待罪，并承诺拿出家财资助军费。灵帝见状，不仅没有追究张让的罪责，反而怒骂张钧“太过猖狂”。
不久后，张让等人指使御史诬陷张钧信奉太平道，将其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致死。
在张让的高压统治下，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再也无人敢反对宦官集团。
汉灵帝对张让的信任更是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曾公开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一个皇帝将宦官尊为父母，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东汉的皇权已经彻底旁落，宦官集团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
张让的崛起，始终伴随着与名士集团的激烈冲突。
东汉自光武帝刘秀以来，重视儒学，大力扶持士大夫阶层，形成了强大的名士集团。
这些名士崇尚气节，以天下为己任，对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深恶痛绝，而宦官集团则凭借皇帝的信任，打压异己，垄断朝政。双方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爆发了两次“党锢之祸”，而张让在这两次政治风波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此时的张还只是小黄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核心决策，但他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当时，宦官集团的“五侯”专权，其子弟亲信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名士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执法严明，严惩了宦官的爪牙。
宦官集团怀恨在心，诬告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桓帝听信谗言，下令逮捕“党人”二百余人，虽然不久后将他们释放，但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名士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并未化解，反而更加尖锐。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在张让等宦官的策划下，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
当时，窦武、陈蕃被诛杀后，宦官集团彻底掌控朝政，他们趁机对名士集团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
张让与曹节、王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