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里’小区，市里马上就要启动综合整治项目。我们需要一份‘专业’的评估报告，重点突出一下房屋结构安全问题，尤其是那几栋临街的、住户比较‘顽固’的楼。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轻车熟路。”
黄国健看着那份材料，手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又是这一套！伪造报告，为强拆开路！他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个噩梦的开端！
“我…我的手艺生了…我不行了…”他做着最后的、无力的挣扎。
“生不了！”鲍玉佳在一旁不耐烦地吼道，一把揪住黄国健的衣领，“让你干你就干！再他妈啰嗦，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去你儿子学校门口转转？”
黄国健彻底崩溃了，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瘫软在地。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拒绝，儿子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打赢，他将再次坠入深渊，而且这一次，他连像上次那样暗中反抗的勇气和机会都渺茫。
“……我…我干…”他从喉咙里挤出这两个字，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孙鹏飞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一种猎手看着猎物终于落入陷阱的笑容。“很好。成文，给国健安排个住处，准备点像样的工具。以后，国健就是我们新公司的‘技术总监’了。”
所谓的新公司，不过是一个临时注册、没有任何实质业务的皮包公司，专门用来承接这类灰色业务。
黄国健如同行尸走肉般被陶成文带离了农机站，安排在附近镇上一个极其简陋的出租屋里。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张旧桌子和几把椅子，窗户玻璃都是裂的。但对他来说，这里和监狱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加令人绝望——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再次亲手去制造罪恶。
就在黄国健被迫重新“上岗”的同时，孙鹏飞构建的新链条也开始加速运转。他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处理“地面事务”和进行“市场开拓”。
鲍玉佳自然是“武力保障”的不二人选。他带着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等人，开始对“安平里”小区那些可能不愿搬迁的“钉子户”进行前期“摸底”和“震慑”。他们的手段依旧是老一套：深夜砸窗、门口泼粪、剪断电线，并对一些态度强硬的住户进行口头威胁和推搡。虽然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重伤他人，但这种持续的、阴损的骚扰，同样让居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
沈舟也被孙鹏飞“请”了过来。面对孙鹏飞提供的“丰厚报酬”和鲍玉佳隐形的武力威慑，沈舟内心的挣扎比黄国健要小得多。他很快就被孙鹏飞那套“技术只是工具，关键在于如何使用”以及“抓住城市发展机遇”的说辞所说服，或者说，他主动选择了说服自己。他再次负责起“技术支撑”的角色，为黄国健提供的粗糙“评估”进行数据“润色”和报告“规范化”，使其看起来更具“专业性”和“说服力”。
魏超（vcd）凭借其钻营和打听消息的能力，被安排去发展和拉拢“安平里”小区内一些贪图小利或者容易被恐吓的住户，培养“内应”，收集信息，分化瓦解潜在的抵抗力量。林奉超和付书云则被派去利用他们那套看似“正规”的退伍军人身份（经过包装），与街道、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试图从内部寻找突破口，或者制造“民意支持改造”的假象。
武京伟、伍华权、梁露这类底层人员，则负责最基础的盯梢、跑腿和散布谣言的工作。
这条新的毒链，在孙鹏飞的冷静布局下，似乎比几年前更加隐蔽，分工也更加明确。它不再依赖于单一的暴力恐吓，而是融合了技术欺骗、利益诱惑、关系渗透和持续的软暴力，显得更加“文明”，也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