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光鲜表皮之下，毛细血管般密布着新旧交替的痕迹。那些被标记在孙鹏飞办公室巨幅地图上的城中村和旧工业区，便是这痕迹中最顽固、也最充满“机遇”的所在。低矮杂乱的自建房、斑驳的厂房外墙、蜿蜒狭窄的巷道，与远处拔地而起的玻璃幕墙大厦形成刺眼的对比。这里，是城市记忆的褶皱，也是阳光难以照彻，滋生各种灰色交易的温床。
“鼎坤实业”的触角，正以一种看似合规、实则包藏祸心的方式，悄然探入这些区域。孙鹏飞利用其重新积累的资本和精心构建的关系网，通过复杂的股权操作和项目分包，开始介入旧城改造的前期环节——“民意征询”、“环境评估”和“基础设施勘测”。他的目标明确：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拿下这些地块的开发权，或者，至少在其中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常规的商业竞争手段太慢，也太“文明”了。他需要一些非常规的“润滑剂”和“清除剂”。
于是，那些被他重新“筛选”和“整合”的出狱人员，开始被分批、分角色地投入这片泥沼。
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这类角色，被陶成文安排进了所谓的“前期工作小组”，归入鲍玉佳的“麾下”。他们的任务简单粗暴：穿着统一的、印有“鼎坤物业”或模糊不清标识的工装，以“安全巡查”、“消防检查”或“民意调查”为名，在目标区域进行高频次的、带有威慑性质的巡逻。他们往往三五成群，眼神凶悍，言语粗俗，对沿街商铺、租赁住户进行“盘问”，记录所谓的“违规情况”——私拉电线、占道经营、消防通道堆放杂物，任何一点小问题都会被无限放大。
他们的目的并非真正维护秩序，而是制造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对于“不配合”的住户或商户，他们的手段会逐步升级：从口头警告、言语威胁，到深夜敲门、泼洒污物、剪断电线，甚至对落单的居民进行推搡和恐吓。鲍玉佳坐镇幕后，通过陶成文接收指令并分派任务，他偶尔会亲自出现在现场，那双经历过监狱和暴力洗礼的眼睛，只需冷冷一扫，就足以让大多数普通居民脊背发凉，敢怒不敢言。
沈舟和魏超（vcd）则被赋予了更“技术性”一点的任务。沈舟负责带着几个人，利用简单的设备，对老旧房屋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他们的报告往往会刻意夸大房屋的结构问题、电路老化程度，制造“此楼危矣，必须尽快搬迁”的舆论氛围。魏超则发挥其钻营特长，负责用一些小恩小惠（一袋米、一桶油）或者虚假承诺（如协助申请廉租房），拉拢、分化居民中的弱势群体，培养“内应”，收集其他居民的抗拆动态，或者散布不利于竞争对手开发商的谣言。
林奉超和付书云，凭借着孙鹏飞为他们包装的“安保主管”和“项目副经理”头衔，负责与拆迁区域内一些原本的小地头蛇、混混进行“谈判”或“收编”。林奉超的势利眼在此刻发挥了作用，他能迅速判断出哪些人可以利诱，哪些人需要威慑。付书云则常常被推到台前，以其略显呆板却带着“官方”（指鼎坤实业）背景的形象，去签署一些内容模糊的“意向书”或“补偿协议”，其智力上的短板使得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许多不合法条款的签字人。
伍华权、梁露这类认知水平不高的人员，则负责最底层的盯梢、传话和散布恐慌信息。他们像幽魂一样游荡在街区，记住哪些人去了信访办，哪些人联系了记者，哪些人态度最强硬。
孙鹏飞的布局，可谓层层递进，软硬兼施。他巧妙地利用了旧城改造过程中固有的矛盾（居民诉求不一、信息不对称、对政策理解不清），以及基层管理的漏洞，用这套半黑半白的“组合拳”，意图在正式拆迁启动前，就瓦解掉潜在的抵抗力量，营造出一种“大势所趋”、“鼎坤背景深厚”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