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增加了我国历代王朝的货币难题。如何增加国家的货币供给，缓解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成了历朝历代尤其是王朝末期最重大、最头疼的国策，而各个大一统王朝的崩溃瓦解，也或多或少同货币量不足相关，一如我和尼国当下面临的问题。
汉武帝通过铸造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单位，维护了铜钱币值。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为解决重金属货币不足（同样也为解决因禅位赏赐造成的中央财政崩溃），一共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具体手段简单粗暴，即在铜产量无法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用少量铜铸造“大钱”，并人为规定每一大钱折合多少普通铜钱，如“大泉”钱折合50铜钱，“契刀”钱折合五百，“一刀”钱竟折合五千！其实用铜不过几枚铜钱的量。这种胡乱硬扩大币值的行为国民自然不买账，反而极大影响了中央权威和人心，最终造成数十万新军被几千人击溃的奇迹，王朝轰然垮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企图用少量贵金属顶替大面值货币的尝试，因手段过于小儿科而迅速失败。
唐朝依然面临缺铜的“钱荒”困境，导致铜价值居高不下，甚至许多人将铜钱融化重铸为铜器牟利，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缺乏。安史叛军肆虐使唐中央财政严重匮乏，在此困境下，第五琦奏请铸造“乾元重宝”和“重轮重宝”，分别抵10和50铜钱，造成币值极大混乱，民间盗铸“恶钱”之风盛行，此方法在为唐军聚敛了一波财富的同时，却极大损害了铜钱的信用，民间纷纷将币值高的普通铜钱藏匿，专门使用新铸的大钱进行交易，使得市面上好钱绝迹、劣钱大行，成为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生动案例。后来刘宴主持废除大钱，使货币币值逐渐恢复正常，但由货币混乱造成的高物价经过数十年的消化才基本消弭。此外，钱荒问题仍未解决，最终盛世大唐依旧逃不过财政崩溃的瓦解局面。
一百零一、笼中恶魔利众生
到了两宋，商业发展兴盛，对货币需求量更大，“钱荒”也更加严重，中央的“经济学家”们明显吸取了新莽和唐朝的教训，不再仅用铸大钱这一种一眼能够识破的“小儿科”蒙骗民众，而是同时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掺杂锡或铅等贱金属。北宋末年，蔡京主持铸造“夹锡钱”，企图用相同铜料铸更多铜钱，其手段更不易发觉。不过“夹锡钱”质地较脆，铜的成色低，民间亦常常拒用。后来发明的“掺铅钱”也有钱币发黑、发脆等问题，无法完全蒙蔽使用者。
相比于掺假铜钱，北宋的另一项创举倒是切实缓解了货币危机——纸币，民间富商发明并联合发行的纸币“交子”被朝廷搬上了朝堂，通过发行纸币，既缓解了国家货币不足，又解了中央燃眉之急。但是，纸币诞生之始信用不足，用惯了金属货币的民众尚有疑虑，因此，朝廷采取“发行新交钞，回笼旧交钞”的方式支持纸币的信用，即次年用铜钱回笼上一年的旧交钞，同时再发行当年的新交钞，因此，交子这个历史书中高度赞扬的“世界第一种纸币”本质上是个一年期的短期债券。不过，债券亦有扩张货币量的功效，为日益困窘的北宋末年财政续了一口气，还打出五路攻夏、收复河湟、剿平方腊、北伐燕云等“回光返照”之战，直至交钞体系无法维系导致财政崩溃、王朝垮塌。
到了南宋形成以楮币（一种特殊树皮做的纸币）为主的货币体系，并形成了诸如“物贵原于楮轻，楮轻原于楮多”、“盖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等早期信用货币政策理论，真正的纸币体系才初步形成，不过，一切随着北方战火和铁蹄的降临以及崖山的悲壮而灰飞烟灭，此后，中国本土再未诞生信用货币理论和完善的纸币体系。
明朝统治者面对钱荒，并未吸取蒙元统治者滥发纸币搜刮财富导致信用崩溃的教训，开国初始即不留准备金地滥发“大明宝钞”，且推行“只出不进”政策，使其迅速贬值，到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