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成了民居与坊市。
内城则以巨型条石为基，上砌特制城砖，周六十余里，怀抱山川湖河，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一条中轴线从正阳门起，经洪武街直达皇城承天门、端门、午门，直入宫城。
虚位等着皇帝驾临的紫禁城，则位于东南隅，背靠钟山，坐北朝南。
富贵山、覆舟山乃是禁军驻地所在，拱卫皇城；狮子山、八字山、清凉山，设有卫所，关防长江及城北陆路。
秦淮河自东水关入城，以聚宝门为起点，如一条玉带蜿蜒穿城而过，自西水关出城，沿河两岸屋舍密集，茶馆酒楼，勾栏瓦舍，市廛辐辏，鳞次栉比，所谓“十里秦淮”是也。
宏大的城池规制；远超百万的稠密人口；丝绸、印刷、玻璃等发达的商业；文人雅士云集，戏曲、书画、诗词的百年昌盛。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一切的一切，概以言之，不过“繁华”二字。
但是。
往往少不了但是。
这等繁华——不是一般的繁华，而是作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下第一等繁华——自然有其原因。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包囊江淮运河的发达水系，千年培育的人文气息，等等内因。
内因是理所当然的，值得应天府百姓自矜自夸。
当然，也有外因，譬如它的名头，“南京”二字，这是政治赋予的额外能力。
外因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往往令人患得患失。
没人能够否认，政策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
东边一些的崇明，几年前还是不毛之地，在政策优容的影响下，短短六年就逐渐有了气象。
南直隶的几个盐课提举司，一朝被划归山东盐政衙门治下，淮安几城立刻显得疲软不能。
这就是看得见的大手。
就像南直隶应天府城作为本朝两大都城之一，虽然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城市规制仍旧理所当然地保留了“京城”的宏伟框架与煊赫气象。
名流大儒自认学生的江南贡院，高官显贵往来不绝的南京部院，天下半数赋税汇集的南京国库……都是作为“京城”的附带，成就了眼下的南京城。
那么，独属于“京城”的优容，能不能理所当然地维系下去？
这个节骨眼上，有太多人为此思索担忧。
这份担忧自然不是无端由来。
事实上，在万历皇帝出宫南巡之时，这股风便开始刮起来了。
随着皇帝途径顺天府、河间府、济南府，距离江南越来越近，这股风也刮得越演越烈。
在上月下旬，也就是九月二十一日的时候，行在通政司在邸报印发了文章《新政正在起变化》，一方面表明皇帝这次南巡的目的在于继续推进新政，另一方面又不点名不道姓地警告了一些官吏。
文章说。
“最近这个时期，在部分乡绅豪右、士林儒生、高官显贵中，反对新政的‘柔克份子’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
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大明朝的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人口的地震，不惜掀起一场场民乱，发布一张张揭帖，挑拨天下百姓的矛盾，只为阻碍新政继续进行下去。
现在‘柔克份子’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即将走向顶点。
皇帝作为天下的袖领，预见到了这一点，于是出宫南巡。”
刻薄的措辞，寡恩的定性。
一股直冲天灵的寒意，势如破竹地传递到了江南，传递到了南京部院。
正所谓投石问路，石头落入水中，自然是水四溅。
有人惊惶失措，闭门躲灾。
有人阳奉阴违，加速串联。
有人怒不可遏，动作不断。
以海瑞的名义伪造《劾张居正疏》